日军攻城 从此辍学
却说霍英东在皇仁就读，一晃就是5年半。1941年，霍英东升到三年班（相当于现在的中六）。那年年底，他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以进入大学预科。那时，由于在“南进”过程中不断取胜的日军正日渐逼近香港，港府于是颁发了战时紧急法令，市面气氛日趋紧张，大批香港人纷纷逃亡外地。相对来讲，皇仁等一些校园里还算宁静，一切教学活动仍然如常进行。
12月8日那天，大清早，霍英东就起床。上一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霍英东是知道的，但他顾不上这些，因为他当时正在承受着考试的压力。正好那天学校考试，为了争取多些时间温习功课，他一反常规，没有步行上学，而是掏出3分钱，准备坐电车。他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从九龙方向传来一阵阵爆炸的声音，原来是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保卫战正式打响。警报声响遍了全城，城内一片混乱。皇仁校方临时通知学生，停止上课和考试。正如霍英东自己说的，“可能因为平日功课太繁重，考试带来更大压力，当知道不用上课，居然开心了好一阵”。但多年之后，他感慨地说，“为了这一阵子开心，现在想来还有点悔意，因为由那一刻开始，我就永远离开了学校……”
日军进城，香港开始了3年零8个月的沦陷日子；而皇仁书院亦在劫难逃，校长奥干拿与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等人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校舍被日军占用，课室改为马房，书桌做了马槽。而霍英东也在日军的铁蹄统治下，开始走向社会……
第四章打工艰难 屡被老板解雇
日军侵占香港，霍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危机中。18岁的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轮船上做火夫，在太古船坞做打铁工，在启德机场做苦力……跟开车师傅做学徒，偷学开车，遭日本人毒打。
第一份职业——铲煤工
霍母刘氏从事煤炭驳运经营，赚取微薄的佣金；由于勤俭省用，几年下来，倒也积攒了一些钱。于是，刘氏与别人合伙，购置了一艘名为兴和的小火轮，用于驳运货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在香港实行铁蹄统治。煤炭贸易不能如常进行，霍家的收入也大受影响。不仅如此，霍家的兴和小火轮还被日军强行征用了，霍家的生活又面临新的危机。有一段时间，霍英东还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街上摆卖，以换几个钱维持生计。
那时，霍英东已经18岁，是霍家惟一的男子汉。在已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情况下，在家贫如洗的处境下，他不得不考虑：要尽快找一份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
不久，霍英东找到了一份工作，到轮船上去做火夫。轮船是烧煤的，霍英东负责铲煤烧火。铲煤工，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份职业。轮船的火炉在船舱底部，炉口不断喷吐着火苗，站在那里，又热又闷。霍英东抡着铁铲，站在炉口，把原煤一铲一铲地投进炉膛里。在这摄氏40多度以上高温的环境下干活，霍英东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满头、满脸、满身大汗，衣服全都湿透了。铲煤这种单一重复的机械动作，虽是一种体力活，但光有体力不行，还得掌握好技巧和节奏：铲里的煤炭抛进灶膛太急，会压着火势，甚至会令火舌熄灭；而抛得太慢，却又会使火炉失去火力，火势接不上。
霍英东虽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小吃苦耐劳，但也极少干重体力活，加之他当时身体孱弱，所以铲煤这份工作，他干得非常吃力。每天从早到晚，站在火炉口，被热气煎熬着，灼热难耐，又苦又累。这时，他咬咬牙，就熬过去了。晚上放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腰酸骨痛，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
铲煤烧火虽然苦不堪言，但霍英东还是想干下去，因为他这份工的薪金虽低，但也能帮补家里。谁知，老板对他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在裁员时就趁机把霍英东给解雇了。
启德机场当苦力
被老板解雇了，一时又找不到工作，霍英东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游荡荡了几天。一天，他听说太古船坞需要苦力，于是便花了10元日本军票，托人介绍他到太古船坞干活。太古船坞是英资太古集团属下的资产。太古集团是英国的约翰·施怀雅家族，于19世纪中叶创立的，至今仍然是香港最大的洋行之一。1911年，太古集团以每英尺3仙的价格，向香港政府购入52英亩的荒地，然后历经8年的开发建设，终在这荒地上建成太古船坞。除维修太古集团属下的船只外，太古船坞也为客户制造新船。1941年，盟军在日军入侵香港前毁坏了太古船坞的一些设施和船只；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整修船坞和船只，以备自用。
霍英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太古船坞干活的。初进船坞，霍英东干的是打铁工。别人用铁钳把铆钉钳住，他就抡起大铁锤，使劲地往铆钉上打，稍不小心，就会打到别人手上。这种打铁工，既要求出尽力气，又要求铁锤打准铆钉，极不容易。霍英东担心自己干不好，只干了几天，就托人介绍他进船坞的风炮铆钉处干活。他认为风炮工比铁锤工容易干一些，谁知，当他第一次抡起叭叭作响的风炮时，双手就被震得不停发抖，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他知道自己干不来这种重活，所以识趣地自动离开太古船坞，另谋生计。
不久，日军公开征集大量劳工，扩建启德机场。启德机场是香港大律师何启和商人区德于1924年投资兴建的。1941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启德机场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日军进占香港后，就决定大规模清拆九龙城寨和宋王台，扩建启德机场。经在机场做事的朋友介绍，霍英东进了机场当苦力。
霍英东回忆说：“我记得，在启德机场打工，每天工钱是7毫半。当时粮食奇缺，机场每天给每人配给6两米，但须从工钱中扣去两毫，故每天工钱实得5毫半。机场在九龙半岛，我家住在港岛湾仔，从湾仔到九龙须坐轮渡过海，每趟一毫钱，来回两毫钱，那是怎么也省不得的开销；至于其它陆上路段，我就步行。每天花在步行上的时间，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说到这里，霍英东感慨地说：“7毫半钱一日，我想全世界都没那么低的工资，扣掉粮钱和过海轮渡的钱，只得3毫半，但这3毫半钱其实也不够我乘坐来回家里和码头的巴士，所以我只好行路……。”
每天上午到机场，霍英东会先拾些树枝生火，煮些稀粥填肚子，接着就出卖体力，在日军的监视下干活，丝毫不能偷懒懈怠，否则就得受日兵的枪托、皮鞭、木棍抽打之苦。中午吃饭时间，霍英东肚子辘辘作响，他就随便买点松糕充饥。按照自己的饭量，他是要吃上七八块松糕的，但为了省钱，霍英东每餐只是花一毫钱买两块松糕。到了傍晚时分，放工了，已经筋疲力尽的霍英东，还得步行回家。他自己回忆道：
“那时，早上上班精力还好些，晚上放工回家，就惨了。我每走一步，就数一步，步履蹒跚，几乎走不动，迈不开双腿。我老是想着不知还要数多少步才能回到家……”
终于回到家里了，真想好好吃一餐，但那时配给的口粮根本不足以糊口。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常常煮一些木薯粉、番薯藤，让霍英东填饱辘辘饥肠。营养严重缺乏，霍英东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不堪。
虽然身体虚弱不堪，但苦力活还得天天干。一天，他要搬一个大油桶，双手使劲地抱起来，谁知因为气力不足，油桶从半空中掉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一只手上，结果一个手指被压破了。
说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感慨地说：“那时候，很艰苦，吃不饱，但从来不怨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
我说：“其实可以比较，与周围的人比较……”
“个个都这样辛苦，好像我住的那间屋子里，住了50多人，个个都是这样。”霍道。
“香港那么大，那么多人，可以相互比较一下……”
霍英东百般无奈地说：“那些，我们就不敢奢望了！”
偷学开汽车被毒打
霍英东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着，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呆想，他不知道苦难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信，那是他的妹妹从广西寄来的。他妹妹在中学读书时是个思想进步的学生，曾参加校外歌咏队，宣传抗日救亡。
对于这段往事，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有一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妹妹当时参加抗日救亡歌咏队，受她的影响，有些歌，比如什么《保卫中华》、《松花江上》，我都会唱的。”
在歌咏队，霍英东的妹妹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并双双离开香港奔赴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妹妹在广西宜山法院当秘书，妹夫在一家学校教英语。妹妹在信中说，霍英东可以也来广西宜山，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生活较为稳定。霍英东读完妹妹的信，心中涌起一股希望。香港已经沦陷，生活艰难，这时能在内地谋得一个安稳的职业，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连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希望把母亲也带到广西去，一家人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一经了解，方知从香港到广西去，得步行二三十天，他母亲是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的。霍英东是孝顺子，他舍不得丢下母亲，所以就放弃北上的念头，陪着母亲继续在香港谋生。
在社会上干了一年多的苦力后，霍英东体会到，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学一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就不用天天卖苦力了。但学什么好呢？机场扩建工程的一名主管是中国人，他见霍英东身体孱弱，手指又被油桶压破了，出于好心，就主动劝霍英东转换一下工种，不要再干苦力。霍英东大喜，趁机提出想学开汽车，这位主管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并随即安排一个师傅教他。
霍英东当晚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也为他高兴了一场。可是，事不如人愿，那位师傅不愿意教他，每天总差使霍英东干一些杂务，而从不教他开汽车的技术。有时师傅在操作，为徒的霍英东就在一旁“偷师”，但师傅一旦察觉到，就借故支开他，叫他干别的杂务。
那时，师傅经常叫他干的活是拆汽车上的电池。这是一件又苦又累又脏的差事，提着硫酸桶，像一只猫那样趴在车底下东拆西弄，油渍沾满衣服和双手。回到家里，母亲叫他洗手、洗脚、洗脸、洗衣服，但他总是懒得洗，反正第二天又要拆电池，又要沾满油渍，洗了也是白洗。只有到了星期天不用上班，霍英东才把又脏又臭的衣服脱下来，让母亲用一种土方中草药水“茶仔头”熬洗，并且痛痛快快洗个澡。也就是说，只有星期天，霍英东才是一个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的人。
跟了师傅两三个月，还没有握过驾驶盘，霍英东的手总是痒痒的。一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开着一辆货车停在机场上。那时，霍英东正在旁边洗车，无意中看到那货车的车匙挂在车门上。他学车心切，也顾不上别的，就爬上驾驶室，胡乱拨弄了一番，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