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室，胡乱拨弄了一番，汽车启动了。霍英东当时根本还不懂开车技术，汽车一启动，他心里就非常慌张，双手也不知道如何操作；情急中，货车直冲向前面的另一部汽车上，两车相撞，一时惊动了机场上的人。那个日本人跑过来，揪住霍英东，问也不问一句，就挥动拳头，把霍英东毒打一顿。
因这事，霍英东被机场辞退了，学开汽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他心里非常沮丧！
前路茫茫，霍英东彷徨于人生之旅途，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第五章杂货店 第一次当老板
霍英东进太古糖厂化验室工作，竟成为爆炸事件的“主犯”。又到一间粮油仓库“打哩”，常遭拳脚相加。终于，他醒悟到自己不适合给别人打工，应该自己创业当老板。于是，发动亲戚朋友凑钱，开了一间杂货店。店虽小，经营起来却颇有心计。
试验室爆炸事件的“主犯”
就在霍英东为生活迷惘、发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到太古糖厂的化验室工作。对这份工作，霍英东本来并不十分感兴趣，只是因为生活所迫，对工作没有选择的余地，才不得不去做。事实上，他也不适合于化验室的工作，他以往都是干一些粗重的活儿，笨手拙脚的，常常无意间把实验室的玻璃器皿打烂。这还不算什么，有一次，因为他不懂化学知识而又胡乱搞试验，差点搞出人命案来。
一天，霍英东和另一名职员在化验室无所事事，突然间心血来潮，擅自搞一些试验。两人尝试用硫酸制造氢气，制造过程中，突然间轰隆一响，震天撼地……
他们两人都被吓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定神一看，只见试验室已被炸得稀巴烂，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已被炸成碎片，洒了满地；而他两人的脸上也被玻璃碎片划出血痕。
太古糖厂的人听到轰隆一响，以为是炸弹爆炸，连忙赶来。一查，原来是两个小家伙搞的鬼。
曾经多次遭老板辞退的霍英东，又一次被太古糖厂赶走，又再失业。
大约过了半个月，霍英东又找到一份工作，到西环一间粮油仓库“打哩”。所谓“打哩”，就是给大米过磅。这虽然不是粗重的体力活儿，但也不容易干，几十个粗壮的苦力肩上扛着50多公斤重的米袋，站在外头排队等候过磅；霍英东有时手脚慢一些，误了一些时间，让苦力们久等在外。这时，苦力们就火气大发，粗言烂语怒斥他，有的人还欺负他个子孱弱而拳脚相加。
受不了苦力的欺负，干不了多久，霍英东就离开西环粮油仓库。
“太年青娶妻做老窦”
香港沦陷之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霍英东前前后后干过六七种工作，每次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老板解雇或自动辞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于帮老板打工，但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又谈何容易？
后来，在母亲刘氏的鼓动和游说下，有10多个亲戚朋友，凑了一些本钱开杂货店。霍母把家里惟一一件值钱的东西——金首饰典当给人家，换回一些钱，与那些亲戚朋友合伙。
大约是1943年中，一间名为“有如”的杂货店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开张了。这间杂货店，原本取名为“有和”，意为大家合伙做生意“友友和和”，但登记办证时，字写得太潦草，被办证人员误为有如。大家觉得有如两字读起来好听，也容易记，且意义也不错，“有如”按粤语音就是“有余”的谐音，做生意人当然希望“年年有余”，于是大家将错就错，开张时个个大呼“年年有如”、“月月有余”、“天天有余”……
“有如”虽然是大伙合资经营的，但实际上别人是出钱，具体出力管理的主要是霍英东一个人。“有如”虽然规模小，但毕竟是霍英东一手一脚搞起来的，它是霍英东艰苦创业的第一步，它让两年来一直在外面打工受苦受气的霍英东初尝当“小老板”的滋味。
霍英东初当“小老板”的那一年，已经19岁。霍英东是霍家惟一的男丁，到了那个年龄，母亲刘氏不能不为霍家香火不断、后继有人这个大问题作打算，于是，她第一次向霍英东提起他的婚娶问题。
霍英东是个懂事的孩子，他知道自父亲病亡后，母亲一个人撑着霍家，含辛茹苦把3个孩子抚养成人，极不容易，所以从不逆母亲的意、伤母亲的心，对母亲的话，总是百分之百地依从。这次谈婚论娶也一样，在母亲的一手安排下，霍英东百依百顺地跟一个名叫吕燕妮的女子草草结了婚。据说，吕燕妮就和霍家对门而居。
吕燕妮，就是霍英东的第一任太太。
婚后第二年，即1944年，吕燕妮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霍丽萍，霍英东也就荣升为父。
“……19岁结婚，是早了点。那时，我是太年青娶妻做老窦（粤语‘爸爸’之意）。”
“有如”杂货店的小老板
婚是结了，霍英东当时却顾不上陪老婆，他的心思全都放在刚开张不久的有如杂货店上。“有如”做的是小本薄利的生意，经营的货品主要有咸鱼、咸菜、腐竹、粉丝、发菜、蚝豉、蒜头……都是家庭每日所用的食品。香港沦陷时期，食品奇缺，所以这类的杂货店生意都不错。
每天清晨6点钟，霍英东就开店门做生意。那时的店铺一般是用大木板闸门的，门板厚重，每块约有百来斤，身子瘦弱的霍英东就一块一块地将门板搬托出去。
店门一开，附近的居民陆续前来买东西。有时一下子涌来太多顾客，霍英东就叫其他店员到路边招呼他们，想办法把他们兜揽住，不让他们跑到别的杂货店去。霍英东天生是做生意的人才，他的营商本事在“有如”开始表露出来。在店里，他俨然是个小商人的模样。顾客一进店，霍英东就热情招呼。因为是杂货店，卖的都是小货品，所以顾客一般都买很多种。霍英东掌秤的功夫一流，他拿着秤，手势很快，每次总能把秤尾向上翘起，看得顾客个个满意；他的算术也好，心算又快又准，算完还要歌咏般读出来。
对于这段创业初期的往事，霍英东曾经津津有味地回忆说：“……‘有如’繁忙时，我时常要面对十几二十个顾客，这就要面面俱圆，方方照应。经营杂货店，一定要懂得揣摩和顺应顾客的心理，比如顾客来买一斤片糖，你先称14两，然后再加一块，口里还一面说，大婶，不够么？再加一块！其实加了两块之后才够16两，就是整整一斤。但顾客却很高兴，对我有一种信任感。还有，开店须有敏捷的头脑，一定要把顾客买货的钱迅速算出来，慢了就会影响生意。”
每天，霍英东就是这样，周旋在形形色色的顾客中间。晚上10点钟，“有如”关门，伙计放工走了，但辛苦了一整天的霍英东却还不能回家。那时香港市面食品奇缺，很多食品供应紧张，所以“有如”除经销杂货外，还须自己调制一些食品，如油、料、甜醋、辣椒等等。每天关店后，霍英东就一个人躲在店里，拿来原料，自己调制食品，直到12点钟左右，才回家睡觉。
经营“有如”，除了售货、调制食品，霍英东每隔几天还得亲自去办货。那时办货要到西环三角码头，从湾仔步行到西环，需一个小时左右。本来可以雇一辆小货车去运货的，但霍英东为节省起见，从不租车。他自己制造了一辆木头车，每次去办货，都是他和表弟李志明推着木头车去。木头车没装滚珠轴承，没有装货时拉动它已需耗大力气；装上货以后，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更是吃力。所以每次办货，对于霍英东来说，是一次非常艰苦和劳累的差事。
干活辛苦劳累，吃也吃不好。据霍英东自己回忆：“……那时，吃顿饭也不得安宁，每天吃饭都是捧着碗站着吃，因为要随时招呼客人。只要有客人进来，就算只是买一块南乳，都放下饭碗去应酬。这还不算，伙计多，个个饭量都很大，所以总是吃不饱。记得那时，我盛饭时要讲技巧，第一碗装少些，快快吃完，到第二碗时就得装满，而且还得用饭勺压紧碗里的饭，这样就可以装多些。吃完第二碗饭，就再也没饭添了。其实，照我当时的饭量，再吃两三碗都可以。”
经营杂货店，虽然辛苦劳累，但这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怨苦叫累。也由于霍英东的精明经营和料理，“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虽是薄利经营，但积少成多，故盈利倒也挺可观，霍家的生活状况也因此有所改善。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香港市民的生活却更加艰苦。霍英东回忆说：“战争后期，粮食大量缺乏，很多人就活活被饿死。日本宪兵提着冲锋枪，天天到街上抓人，把抓到的人放逐到离岛上，让他们慢慢饿死，以此减轻粮食短缺对日军的压力。”
霍英东庆幸自己劫难余生。守着“有如”，霍英东得以在艰难的沦陷岁月中生存下来；此外，经营“有如”，这也是霍英东日后叱咤商界风云的一次很好的磨炼。
第六章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凭100元参加战时剩余物资拍卖，出价1。8万元投标买下一批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做成一宗无本生意。
母亲和姐夫被日军关押
“有如”，给霍英东带来了盈利，带来了营商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它也曾经给霍家带来麻烦，使霍家几乎毁于一场灾难。
“有如”有10多个合伙人，其中一个姓陈的股东在那段时间曾替日军搬运货物。一次，他起了贪心，在运货时偷了日军的一些物品。日本宪兵一查，得知是姓陈的干的，于是到处追捕他，但姓陈的闻风之后早已匿藏起来。
一日，日本宪兵又到“有如”，要店里的人供出姓陈的躲在哪里。那天正好是清明节，霍母刘氏大清早就到“有如”，等待早已约好的大女婿一起到青衣岛扫墓。
“知不知道姓陈的哪里去了？”给日兵当翻译的一个台湾人，用国语问霍英东。霍英东没遇过这种事，心里又惊又慌，不知如何说为好。他看看站在店里的母亲，又看看凶神恶煞的日兵，喃喃地答道：“他……平时这个时候都在香海茶楼饮茶的，说不定到那里能找到他。”
这时，霍英东的姐夫来到店里，见到日兵在盘问霍英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神态也显得很慌张。日兵问这是什么人，霍英东答是准备一起去扫墓的亲戚。日兵把他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就喝令他们两人带路，去香海茶楼找姓陈的。
站在旁边一直不作声的母亲刘氏不放心，就尾随一队人马同去。霍英东使劲地向母亲眨眼睛，暗示她不要跟着去，但母亲不理，仍然紧随其后。
“这个女人是谁？”日兵觉得奇怪，责问霍英东。
“长官，她是我妈妈。”霍英东怔怔地应答。
“那好，让她跟我们一起走。”日兵说。
不久，一行人走到香海茶楼，搜查一遍，见不到姓陈的在。日兵火了，二话不说，便强行把他们3个押到警厅。警厅里正在行刑，有人正被日兵打得遍体鳞伤，大声呼救。霍英东见状，胸口怦怦跳着，双脚也几乎被吓软了。他向日兵苦苦哀求：“长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哪，抓我们来也没有用的！”那个给日兵当翻译的台湾人，和日兵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