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祫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祫，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
《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斯大谓祔於祖庙，主不复反於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於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
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於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於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於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殡宫明矣。
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於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於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於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於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於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
又候迁祖考於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庙即迁於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於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
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
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公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著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馀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表也？《书法精义》皆依违胡安国之文，《书法条例》亦剽窃崔子方之式，惟《书法比事》谓有顺文上下以为比者，有分别事类以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会虫牢，著其无王；楚灭江而晋伐秦，讥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齐，则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后侵萧，则求援举兵可知。如斯之类，皆顺文上下，以见褒贬，其说为沈棐诸家所未及。又《书法遗旨》自抒己论，虽不免间有骑墙，而驳正处时有特见，其长亦不可没耳。盖秀琦之说，本可分系《经》文之下，共为一书，而必欲变例见奇，多分门目，转致重复纠结，治丝而棼。亦可谓不善用长矣。
△《春秋备要》·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翁汉麐撰。汉麐字仔安，常熟人。其书以胡《传》为主，亦节录《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
△《春秋类义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以《左氏》、《公羊》、《穀梁》、胡《传》为主，亦间采程子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以为之注。其自出己见，则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后附《总论》二十条。书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称《公羊》袭取《穀梁》之书而续为之，其说不知所据。大旨谓《左传》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谬戾；惟《穀梁》犹不失圣门之旧。前有自题《口号》云：“自读《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动对青天。
迩来深考流传义，始觉先儒多误传。”其命意所在，可概见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书以《经》文为鲁史，以《左传》为孔子所作。谓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
△《春秋类考》·十二卷、《春秋疑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华学泉撰。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中布衣。其书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门，以类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诸家之注，间缀己说。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其《疑义》一卷，则专抒《类考》中未尽之蕴。然有无庸疑而疑者。如谓《司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八万五千三百家而后足一军之数。天子六乡止七万五千家，不能供一军。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军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乡遂出军之法也。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不出自采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而出七万五千人，何患不足六军之数？学泉混二法而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类，颇为失考。近时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亦略仿此书，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说之《春秋分纪》。疑二人皆未见公说书也。
△《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集凤字翙升，山海卫人。今其地为临榆县。集凤尝官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其淹贯群籍，尤善《春秋》。汇先儒注解，讨辨详核，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后成书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细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盖犹其未编之稿。以纸数计之，当得一百馀卷，《通志》所言似未确也。其书所载《经》文，皆从胡《传》，而三《传》之异同则附录之，未免信新本而轻古《经》。说经则事多主左，义多主胡，故并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拟亦为不类。其诸家所解，则胪列而参考之。徵引浩博，辨论繁复，殆有《尧典》二字说十四万言之势焉。
△《春秋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经》义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断断不能称夏正，而必回护其说，谓冠之以春正，见周正之不善，言外见行夏时之意。至《经》末“春西狩获麟”，亦谓春为夏之冬，盖终以夏时之意。《经》必一时无事，乃空书首月以备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则正月可以不书，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盖因穀梁氏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断“春王”二字别为一条，其文实与“三月”相贯。世沐见其别为一条，遂以为无君不可书正月，故但书“春王”二字。圣人有是书法乎？郑伯克段则谓郑庄谋逐其弟，鲁当讨之。圣人书此，与讨陈恒同义。是为臣讨君，纲常倒置矣。“纪履緰来逆女”，则疑鲁丧制未满，不应嫁女，圣人用以示讥。考是时距隐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经几月，安见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节外生枝，率皆此类。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增书孔子事。
夫《左传》书孔子卒，二《传》纪孔子生，先儒已以为非礼。以先师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鲁有两公。尊圣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有《大易蓄疑》，已著录。是编以治《春秋》者信《传》而不信《经》，故於《经》文各条下列三《传》及胡氏《传》为案，而以己意断其得失。於胡《传》尤多驳正，颇能洗附会穿凿之习。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