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
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特级报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
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
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蓖鹾槲恼档猛倌岱桑腥烁皆谒亩撸嵘档溃骸按呵磐纠吹缁啊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
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
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