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解福喜之死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
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币荒徊揖缭谖浜悍⑸耍阂颉捌摺ざ稹笔录浜罕淮蛏舜虿械拇锪蛄Ф嗳耍淮蛩赖拇锪俣嗳耍？
“压勿煞战斗队”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一、贴标语，发传单；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撤传单；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