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
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七月二十日——“七·二○”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邱会作急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常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八月四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象雪花一样散发。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盛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第十章 掌管上海“王司令”
乔迁了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