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人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公司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恨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
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一九四○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两年多以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王洪文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暸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于会泳王体王震王世藩王进喜王克京王秀珍王秉璋王洪文……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会议进行到半途——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三十四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
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五十三人继续当眩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比王洪文大一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炮轰陈毅
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驯，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