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七三五○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扛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九月七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两“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
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到绍兴！”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