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
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