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
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
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别着急，慢慢来。”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装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
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祝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