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和筹备出版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在十月八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月七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十月十二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何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十月七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十月九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十月十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十月十一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十月十二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十三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十月八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在档案材料之中，施尚英关于十月十二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这位当事者的回忆：十月十二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十三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 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肖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常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象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遍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十月十三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十月十三日晚大干！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虽然朱永嘉力主十月十三日早上六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十一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这天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
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潮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十月十三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
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