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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委员，商人就不普通了？这个疑问当时在冯国富脑袋里一晃就过去了，也没去深究。现在想来，恐怕还真是那么回事。
冯国富决定找找李总，说不定他也不想做普通私企业主。然而李总的号码依然是空号，冯国富打了几回都联系不上。只得打朱崖的电话，不想朱崖的手机也没有了信号。周英杰应该知道如何跟他们联系，冯国富于是去了文史委。
却没见着周英杰，只李科长趴在桌前，手拿小刀忙着什么，见有人进了门，赶紧扯过桌上报纸，将小刀和手里的东西盖住。最近街上天天搞体育彩票抽奖，冯国富知道李科长肯定在刮奖券，故意问道：“小李这么专注，在忙些啥？”李科长笑嘻嘻道：“位卑不敢忙忧国，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冯国富也不识破他，笑道：“你还位卑？年纪轻轻就是正儿八经的正科长了。”
聊了两句，李科长问领导有何吩咐，冯国富说：“周主任呢，去了哪里？”李科长说：“半个小时前还在委里，后接了个电话，给我打声招呼，匆匆走了。”
真不碰巧。冯国富想，看来只好打周英杰电话了。要转身时，随口问了李科长一句：“他没说上哪里去？”
冯国富也不是真要打听周英杰的去向，李科长却敲敲脑袋，似有所思道：“好像是组织部的电话，估计他是去了那里。”
冯国富哦一声，也不再多问，背了手朝门口缓缓走去。李科长还在后面问道：“我有周主任号码，我拨通他，您再跟他说话？”冯国富摇摇手，说：“不麻烦你了，我也有他的号码，还是我自己给他拨吧。”
回办公室后，冯国富并没去拨周英杰手机。如果真的是跟组织部的人在一起，你就是拨他手机，他也没闲工夫接听的。
李科长没说错，周英杰真是组织部的人召去的。而且不是别人，是银副部长。
自那次冯国富亲自出面游说，银副部长答应做楹联征集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后，周英杰往组织部和市委大院里钻的理由就变得格外充足而正当。钻来钻去的，周英杰终于成功钻通银副部长，将他紧紧粘住。冯国富记得在组织部的时候，有人特意送过他《官场葵花宝典》和《下级学》两本书，说官场里好多人都在悉心研读。冯国富以为是什么妙书，拿回去翻了翻，觉得意思不大，随手就扔进了垃圾袋。里面并没有多少独特的见解，绕了不少圈子，说的无非就两个字，一个钻字，一个粘字。让冯国富感到悲哀的是，官场中最不缺乏的还就是这种能钻善粘的人，并且这种人几乎没有不得手的。
不用说，周英杰就是凭着这两个字，如愿成为银副部长的人。接下来就不用周英杰操心了，银副部长肯定会给他安排个好位置。这个位置绝对差不到哪里去，不是市直权力部门副职，至少也是县里的副县长。
其实这个消息冯国富早就有所耳闻了。随便哪个地方都有爱管闲事的人，组织部那样的地方也不例外，周英杰的事就是组织部里面的人主动打电话透露给冯国富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冯国富当然还是能够理解周英杰的。政协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周英杰虽然比较适合做文史工作，可他才四十来岁，在这个地方呆到退休，还有二十年，再适合做文史工作也不容易熬。
机关里有些事情，文件中从没提及过，但谁心里都有把秤，能衡量出孰轻孰重。级别相同，位置和职能不一样，其能量往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比如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里面的职务，都有硬性职能和实权，能量大，大家都叫做实职；人大和政协一类部门里面的职务没有太多的职能和实权，能量小，大家都叫做虚职。官场中人最懂得避虚就实的重要性，不会有谁乐意从实职部门调到虚职部门去，若组织需要，给予安排，都会提上半级，正科提副处，副处提正处，算是一种安慰。相反谁都巴望着从虚职部门跳到实职部门，如果能如愿得到安排，那就不是一般的安排，而是重用了，也就无需提级。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是副处，职能部门的副局长或下面县里的副县长也是副处，然而此副处究竟不同于彼副处，从此副处跳到彼副处，看上去是平调，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平调，如果没有过硬的背景，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看来从实到虚，虽然有提拔，并没什么了不得的；而从虚到实，尽管没提没长，那才真不简单哩。
冯国富想着周英杰的不简单，一时竟忘了联系李总的事。直到第三天上午，冯国富开窗换气，见到楼下的黄主席，才又想起他催促推荐委员的叮嘱。
这是冬天里难得的大晴天，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冯国富特意关掉空调，推开窗户，要放些阳光和温暖进屋里。刚支好窗页，便见黄主席的车自大门外开进来，停到坪里，旋即从车里冒出一个秃项。冯国富心想，还是先把李总的名字报给黄主席再说，李总就是对做委员再不感兴趣，委员的头衔也不会伸手朝他要饭吃。
主意已定，冯国富便转过身，准备出门。见桌上还有小半杯茶水，举杯喝了一口。因是残茶，茶味已淡。何不倒掉，再泡一杯，从黄主席那里回来后好享受享受。冯国富也就拿上杯子，去了卫生间。
倒掉残茶，到龙头下清洗杯子时，见池边有一小块净手的香皂，冯国富顺便拿来涂了沾满茶垢的杯壁，用力擦拭起来。这是一只青花陶瓷杯，口阔壁深，泡一杯茶水可喝好一阵子。已用了十多年了，那些善于与时俱进的官员已从搪瓷杯到陶瓷杯，到磁化杯，再到紫砂杯，换了好几轮了，冯国富这里却一成不变，还是这只陶瓷杯。就是离开组织部的时候，有人劝他扔掉算了，仍然舍不得，又带到了政协。冯国富有些恋旧，穿惯的针，用惯的线，总是难以割舍。
多年积存下来的茶垢不是那么容易擦掉的，冯国富也不勉强，意思了两下，就清洗掉香皂水，拿着杯子走出卫生间。忽抬头，见有人在轻敲黄主席办公室的门，冯国富当即泥住了脚步。是两个人，冯国富看得真切，正是李总和朱崖，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冯国富赶忙往后退了退，缩回到卫生间里。
冯国富的举止完全是不自觉的，并不是他有意要躲着李总和朱崖。他本来就在找他们两个，现在人家到了政协，断没有躲避的理。这恐怕是冯国富多年组织工作生涯养成的职业习惯了。组织部门是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官员们往组织部跑，总是有一定意图的，不可能是闷得发慌去那里散心。特别是到主要领导比如部长常务副部长那里去，那意图更是再明显不过。正因如此，这些官员们才不愿意让旁人撞见，弄得难为情。所以组织部里的人一般是不窜门的，彼此有事相商，那怕对方就在隔壁办公室，也不轻易去推人家的门，而是电话联系，宁肯让电信局发财去。随便上门，碰上不该碰上的人，听到不该听到的话，谁都不自在。尤其是主要领导的门，可不是谁都敲得开的，想敲开领导的门，肯定得费不少功夫。所以更不愿意有人撞见，被愎悱功夫深。
冯国富这么浮想联翩着，李总和朱崖已进了黄主席办公室。卫生间门上嵌着玻璃，冯国富的眼睛一直躲在玻璃后面。他还看见，进黄主席办公室前，朱崖还晃了晃脑袋，往过道左右两个方向瞧了瞧。冯国富想，黄主席又不是市委书记或组织部长，如此小心谨慎，实在大可不必。
回办公室后，冯国富用开水烫过杯子，泡了杯毛尖。幸好刚才上卫生间洗杯子去了，如果先往黄主席办公室跑，与李总和朱崖碰在一起，那就让人家难堪了。也不知他们找黄主席做什么，是朝他要委员，还是另有所图？
杯里的毛尖一片片舒展开来，像美人的纤纤柔指，嫩软而灵动。冯国富轻轻抿一口茶水，心想自己不需到黄主席那里去了。李总真想做委员，还不直接向黄主席提出来，何必你到中间来插一杆子？究竟政协委员不像正儿八经的官位，要提拔谁到某个位置上去，主要领导发话后，还得其他人来煞有介事地走程序。
杯里的茶水喝到一半，味道开始有些发涩。正要去提壶子续水，桌上电话突然响起来。冯国富回身，将话筒捂到耳边。原来是组织部一位姓徐的科长，说是好久没听到老领导的声音了，怪思念的。
冯国富只得坐下来，听对方慢慢倾诉思念。杯子还握在手里，偶尔喝上一小口。
徐科长当然不是真的思念冯国富，聊了两分钟，像不经意似地提到周英杰，问他人怎么样。冯国富这才明白对方打这个电话的动机。当然不好说周英杰的不是，冯国富也就拣些动听的词汇敷衍一通。事实是冯国富来政协快一年了，虽然分管文史工作，又参与了周英杰搞的楹联征集活动，彼此有些交道，可对他本人却并不怎么了解，想找些他的不是说给徐科长，还无从说起。
见冯国富不置可否，徐科长不知他和周英杰的关系到底如何，只得不褒不贬地感叹道：“姓周的还真有两手。”冯国富装傻道：“谁没有两手？都是一只左手，一只右手。”徐科长笑道：“姓周的左手右手跟我们的左手右手，那可不同。”冯国富说：“怎么个不同法？”徐科长说：“很快你就会知道的。”
挂掉电话，冯国富发现杯里的茶水已喝得只剩茶叶垫底了。
这个徐科长真有意思。冯国富摇摇头，在杯里加上水。回到桌前，徐科长的声音还在耳旁嗡嗡着，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冯国富说句请进，朱崖和李总应声出现在门口。李总手里还提了个不大不小的黑色提包，看上去像是朱崖的贴身秘书。也许他们是先见过黄主席，顺便过来瞧瞧的。
两位落座后，冯国富一边给他们泡茶，一边问道：“今天两位想起到政协来走走了？”
李总仰着胖脸，说：“最近我和朱秘书长外出跑了一趟，回楚南没几天，刚把要办的事办好，今天稍有点空，就上政协向冯主席汇报来了。”
冯国富这才注意到两人脸上略有倦容，说：“在忙什么大事？”
李总看一眼朱崖，朱崖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喝口茶，简单给冯国富说了他们最近办的一件事。原来朱崖平时在外面出差时，发现不少佛品专卖店生意不错，建议李总投资，佛教协会出面具体操办，也弄个佛品专卖店干干，为繁荣楚南佛教事业，做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李总见如今佛教信徒多，楚南城里还没这样的店子，办店不会有亏，经反复权衡，应承下来。双方签订合同后，很快物色好门面，办妥相关手续，然后两人出去转了几处地方，包括一些佛门圣地和经营佛品的商家，进回一批佛品。昨天已正式上柜销售，今天特意抽出时间，来向冯国富汇报，请他以后多多支持。
原来两位走南窜北去了，怪不得老联系不上。冯国富不提给他们打过不少电话，只说：“你们说的佛品，是些什么货物？”朱崖说：“所谓佛品，就是跟佛法有关的物品，佛家穿的吃的用的拿的都算得上。我们专卖店里的佛品比较齐全，冯主席有空光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