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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么了？他是被我打倒的吗？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嘴里咸咸的，一吐，骨碌一下吐出一颗牙。
我摇晃着走向水池的时候，犯人们都给我让路，给我递毛巾，给我舀水，还有人给我塞鼻子的棉花团，争着大献殷情。还有人朝旁人大喊：“你妈妈的欠打？还不快点去拿盐来！”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为我冲盐水。这就是说，我胜利了。确实胜利了。我胜利了所以也就是人上人了。我从此在这里也是个不好惹的角色了，不需要再看这个那个的脸色，不需要再弓着腰避让着这个那个。我终于用一颗牙和满口血泡泡的代价打出了面子和威风他娘的想怎么咳嗽就怎么咳嗽想怎么吐痰就怎么吐痰！我吐出一口血，用冷水毛巾久久捂住自己的脸，把嘴里的突然冒出来的一声大哭捂住，捂住，捂回去。
没有人知道我的泪水。
“谁再来试试？来呀！来呀！”我疯了似的大叫。
我只听到一片掌声。
可怜小脑袋过于轻敌，竟一个跟头栽在我面前，被我打得无脸见江东父老。他从此失去了在仓里的原有地位。不仅大家都笑他这一身伪劣皮肉，这一条无用的尿胀卵，黎头也只能顺从民意，觉得他连一个读书仔都降不住，便废了他的要职，不再负责保管方便面和火腿肠。他还受罚洗厕所一个月，受罚滚下了床台，搬到厕所边去开铺——那是全仓最差的位置，又潮湿，又脏，又臭。
他从此沉默寡语，偶尔咳嗽，背也弯了几分，只是很负责地擦洗茅坑。人家说那里已经擦干净了，他还是闷闷地擦。人家邀他玩扑克，他摸着摸着牌，一不留神又溜去擦茅坑，弯曲的背脊线在隔墙那边一冒一冒，让人莫明其妙地好笑。
他就没机会再把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一架打回来？据说他犯的是伤害罪，把老婆的一个奸夫，一铁铲拍出了个脑震荡，又把自己的老婆一铲砍断了腿。这罪照说不算太重，他自己以前也不当回事，口口声声出狱以后还要追着狗男女再打，要一剪刀阉了那两个骚货。但自从擦上厕所以后，他就像换了个人，成天嘀咕着什么。旁人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嘀咕着老婆要来害他，嘀咕着老婆会串通这个那个来害他，包括串通奸夫那个当县长的舅舅。某警察对他白了一眼，高墙外突然来了一部汽车在叫，某个犯人无意间绊了一下他的脚，在他看来都是他老婆串通正在成功的证明。
他还嘀咕着自己肯定会被判死罪，为此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注意着日历。据说每到重大节日之前，警察总是要毙几个罪犯的，他肯定逃不掉。他还总是注意着伙房那边的动静。据说每到杀人之前，伙房里就会半夜里起来早早做死囚饭，切得萝卜或者南瓜嘣嘣响，那就是为他准备的。
每到这个时候，他就睡不着了，早早地起床，洗脸，抹身子，换上他一件皱巴巴的酸菜西装，是他当优秀售货员时的奖品。他还要对着水池里的倒影刮胡须——可惜监仓里不可能有剃刀，他找来一块玻璃片，在脸上刮来刮去。胡子没刮干净，脸上倒刮出了一道又一道血痕，像几道胭脂没有抹均匀。
这个胭脂脸站在仓门前候着，一候就是一两个时辰，直到仓门打开时，警察是来提别人问话或接见，不关他什么事。
但下一次，一听到伙房里大清早嘣嘣嘣地切菜，他又会去水池边刮脸。
最后，警察也觉得他有点问题，带他去了两次医务室，又把他调到了另外一个仓，看换
换环境对他是不是有好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姓朱，外号贵八条，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曾经向送餐人员点了一份红烧肉，指定送给16号仓的他，但我不知道他吃到了没有，吃到了多少。我希望那个仓的牢头能够多少给他剩一口。我更不知道这份肉会不会吓住他——他不会以为这是警察送来的一份死囚饭吧？
有很多这样萍水相逢的人，让我至今没法忘记。我还认识一个人，是个真正的死刑犯，外号“大嘴巴”。
那年头的死刑犯，一审宣判后就要上枷——不是戴脚镣，更不像现在戴那种五公斤以下的轻镣。脚枷又叫脚棒，有传统味道，粗大笨重，工艺简单，有点像铁路上的枕木，由前后两半合成。枕木中挖出了两个洞，枷住犯人的两只脚，使犯人无法走动，甚至难以站立，确有画地为牢之效。枕木两端有螺丝紧固，只能用特别的工具才可拧开。
这种脚枷可以防止死刑犯自杀，做出狗急跳墙的什么事，保证行刑的子弹在法律规定的那一天不会嗖嗖嗖地扑空。
大嘴巴一进仓就戴上了这种大脚枷，让我感觉到胸闷和胸堵，心里一阵阵发毛。当时警察带来两个“劳动仔”，就是那种已经结案的轻罪犯人，可以参加劳动——警察让他们帮助大嘴巴洗澡，换衣，乒乒乓乓地上枷。大嘴巴还听老警察说了一些宽心的话，神情比较稳定，频频点着头。老警察分派我给他写上诉书时，他朝我淡淡一笑，算是感谢。
突然，警察发现脚枷的一个螺帽不见了。“螺帽呢？还有一个螺帽呢？谁拿了，赶快交出来！”他冲着大家吼。
没有人回答。
“不交出来是吧？搜出来罪加一等，你就死定了！”
还是没有人回答。
警察的目光投向小斜眼：“看见螺帽没有？”
黎头不满这种目光，懒懒地说：“你搜嘛。”
对，搜！搜！搜吧！搜出来就剁爪子！搜出来就挑脚筋！搜出来以后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光头们幸灾乐祸地大叫，好像都与这事无关，一心帮着警察愤慨。警察有点疑惑，把大家的脸盯了一遍，大概估计这里一池浑水不浅，只好大事化小，自己找台阶下，带着两个劳动仔扛上脚枷走了。
不一会儿，他们扛来另外的一副，是一副旧枷，大概是用的时间长了，两个脚洞久经磨损，已经变大了，也润滑一些，戴枷人会比较舒服。
看着大嘴巴面色舒展了一些，我这才明白螺帽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刚才有人对那副新枷恨恨不已，与警察暗中斗法略施小计。
我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一直到我一年多以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也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就像我不知道监仓里很多秘密，按规矩也不能打听这些秘密，永远也不能说出这些秘密。比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守所有那么高的围墙，拉了那么多的电网，装了那么坚实的铁门，连一只蟑螂都混不进来，但居然还有蜡烛、香烟、味精、酱油、白酒混过了关卡，甚至有锉子、钉子，刀子、淫秽画片这些严重违禁品混进仓来。有的女犯还在这里受精怀孕！这是一池永远不会澄清的浑水，你没法明白其中的全部故事。
警察带着劳动仔走了。大家一窝蜂凑到了大嘴巴面前，打听着他的来历和案情，知道他是个挖煤工，被矿主克扣了两年工资，往上告状，没把对方告倒，反而被矿主派人毒打了一顿，脑袋上的伤口缝了八针。他就是这样起了杀心。
他倒也不怎么后悔，说柴收一炷烟，人活一口气，他这一口恶气是出足了，值！法官曾告诉他，他只杀了六个人，不是他说的七个，因为有个孩子没有死。他还很惊讶：“怎么没有杀死呢？我补了一刀呀。”法官给他出示受伤者的照片，逼他承认杀人不够七个的事实。他看着照片直跺脚，煽自己的耳光：“他不是那个伢吧？他怎么会是那个洪老三呢？他活得好好的呀。老天！我要是没有斩草除根，他长大以后肯定会欺负我家笑梅！”
黎头历来敬佩杀人犯，听完案情以后立刻两眼放光，给大嘴巴一个劲打扇，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激动就把大嘴巴“吴大哥”错叫成“高大哥”或“赵大哥”，叫错名字的时候不少。他又命令手下人给大嘴巴喂饭，给大嘴巴揉脚和揉背，让死刑犯享受与自己差不多的待遇。抬着大嘴巴上厕所的时候，他干部参加劳动，撅着屁股，抬着脚枷的一端，一二一二一二地喊着口令，让大家步伐协调，防止东拉西扯。其实，他有点过分地多事。他不用这么吆喝，大家也能走得整齐的。看大哥便秘的时候，他表情再多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个劲地咬牙切齿，人家还是拉得出就拉得出，拉不出就拉不出。
“对不起，得罪你们了，我只能来世相报。”大嘴巴微微撅起屁股，让我屏住气息给他擦拭。在那一刻，我发现他突然汗如水洗，大概对别人擦屁股这一点紧张万分羞愧不已。
他不哭，不呕吐，不失眠，不拒食，不乱喊乱叫，没有死刑犯通常有的那些毛病，甚至对上诉不感兴趣。他戴着脚枷端坐，只是经常呆望着高高的窗口，呆望着窗外的一孔天空，惦记着他的家，特别是一个刚满八岁的女儿。一见日头偏西，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家笑梅要放学了。一见太阳东升，他就说他家笑梅要上学了。这些话说了无数遍。他还说他以前每次从矿上回家，笑梅都要在村口等他，因此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女儿远远的眼睛。高墙外有一丝小孩的叫声传来，他都会浑身一震，然后说：“这个伢可能也是八岁左右，也是个女仔。”
这些话说得我心酸。有一次，黎头给他一袋五香牛肉。他把小小真空袋放在手里搓捏了好半天，正反两面反复看，说笑梅还没有吃过这新鲜玩意。他希望我以后找人把它带出去，捎给他女儿。
“你自己吃吧。”
“不吃了。再过三五天，我就要走了，还吃它做什么？”他摇摇头。
我听出“走了”一词不是去指散步或逛街或上班，吓了一跳，极力安慰他：“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上诉会起作用的，高院会考虑的，他们不是已经来问过话了吗？有个记者不是还说要为你说话吗？……”其实，我也知道这些安慰空空洞洞，我替他写的那份上诉毫无说服力。
他苦笑了一下，说他杀人太多，杀得太毒辣，说上天，说下地，也是该抵命的。人民政府不杀他就是太无道理了，就太不像个政府了。是不是？他只是有点怕死的时候太痛，样子也太难看。他听他老爹说过以前枪毙土匪的事，据说一梭子弹打过去，土匪的天灵盖就飞起几尺高，像旋出一顶什么圆帽子。还有一个女土匪，一阵枪声之下，两只漂亮的眼珠蹦上天，最后都挂在树梢上，在太阳光下晶晶发亮，被小孩子当作野葡萄。
他问我：“你说，人有灵魂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哪一天死了，能看见已经死去的亲人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能够投胎，能投到黄柏县高井乡去吗？你晓得吧？我家笑梅怕狗，上学不方便。我要是能变条狗，就可以护一护她。你说是不是？我要是变条狗，就可以在她门外转来转去。你说是不是？”
我激动地抓住他，“来日方长，有朝一日我出头了，一定去看望你女儿。只要我碗里有，就不会少她一口。你放心吧。”
“你是大恩人。我在阎王那里也天天为你烧高香。”
他挣扎着要给我叩头。因为木枷绊住脚，他搅得咔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