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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说。
有的说出来，会更引起大家的反对，有的还不大好说，比如动辄讲利，离开这个利行吗，但一些士大夫认为以谈利为耻。
甚至造成今天局面，郑朗居功甚伟，不但是治平时他有意的加入，使得朝堂分裂，韩琦与赵曙二人不能专心政务，加快了败坏的局面，也包括进入中书后的一些做法，比如有的弱势群体欠负了也就欠负了，向谁打官司去，如今一一朝廷认下来，包括被一些官员贪污的钱财。还有的是仁政，象两税，以前正常两税是在三亿亩耕地上征来的，现在加上两广，以及多出来的一亿多亩隐田，完全可以征到五千五百万之巨，却在郑朗一再要求宽政下，只征来上四千几百万。再比如裁兵，制度是制度，国家困窘如此，裁下来的多是滥竽充数与老弱病残，还有一部分是不愿意加入军队的，若紧一紧，最少可以少用一千多万缗钱。一进一出之间，四千万之数没有了，让朝廷来承担。
非烂到这种地步，改革就无法执行，弄不好就是执行下去，若干年后又被重新推翻。
郑朗又想到史上的变法，起初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有市场的，司马光说得十分隐晦，节流，大家一起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才是根本。事实就是根本，可是司马光十分聪明，不敢明说如何节流，无论节那一样，都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嗅到其中的韵味，因此支持率不高。相对而言，王安石虽得到韩维等人的吹棒，还是不及司马光，司马光在治平时表现赢得一片喝彩声，这是王安石在家养清名养不来的。但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意味着从官场到民间还能过着以前奢侈的生活，宝马照开，茅台照喝，小蜜照养，于是士大夫纷纷支持，迅速上位。但可能么？
即便郑朗从少年时就在构想，构思了几十年，有几十年从政经验，有几十年对家国的反思，有着无数的金手指，领先一千年的思想认识，能否绕过节流这一关？
赵顼也不怪，郑朗做得很好了，可惜只有一个郑朗。
他又往下看，自曾公亮开始，曾公亮低下头，这不是开玩笑的，三亿余缗，若买牛，能买一亿头牛，头尾相连起来能从地球排到月亮上面，若买大米即便在京城也能买五亿石大米，麦子快十亿石，全大宋人不耕不种也能吃上两三年。若再来一次史诗般的河工，还能找几千万零头出来。
没良策，只好低头。
赵顼也只好往下继续看，几乎所有大臣一起耷拉起脑袋不敢言，有一点郑朗是实现愿望了，经此一增一裁所带来的浪费，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增加禁厢军数量。
赵顼看到欧阳修，问：“欧阳卿，公有何言？”
“陛下，臣以为莫急，当初河工也是从无到有，最后得以成功，欠负与河工相差无几，几年后朝廷财政必会健康。”欧阳修说道，心里抱怨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最大的责任是你父亲，若不是你父亲自皇子时就开始闹，国政怎能如此！当然，不敢说的。
“几年后就会健康？河工开始前两三年朝廷就在准备，河工四年，花费六七年时光，还是在国家财政健康情况下的六七年时光，即便如此，欠负九千多万！朕不知道何谓几年，还有，利息……”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他也不想剥民，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因此同意郑朗进谏，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但就是稍低，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道：“散吧，散吧。”
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第二天写了辞呈。
忧急之下，赵顼没有挽留，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
对此，郑朗没有太在意。以前提议让欧阳修、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两次改革过去，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欧阳修在不在朝堂，对自己无关紧要了。相反的，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
他在想一件事，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
与垄断无关，千万不能垄断。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但对宋朝不利。
这非是资本主义，有资格能垄断的人，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
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只有中小资本，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
同时一味谈利，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
想要避免这两条，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难度不小。
就在这时候，赵顼下诏，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也看到许多好处了，主动透明化，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还没有加赋于民，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看到国家困难，会配合改革。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进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
至于它的性质，嗯，发改委！
为此，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理天下供上条例》。
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
听完，郑朗脸色也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比他的头发还要白。
第八百四十三章 撞车
王安石说得有些模糊，不过有人马上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唐介大声斥责王安石乃是桑弘羊。
郑朗却在看着其他几人，他与吕惠卿打过好几次交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能吏，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战友。小苏在唐宋八大家里其实名气比较小的，若没有大苏，也许都轮不到他。但这个人的坚毅非是寻常人所想像。是他的学生，但不是郑朗喜欢的学生，包括大苏、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内，郑朗真正喜欢的乃是范纯仁与吕公著、严荣。也许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这种情感他是不会表达出来的。
这几人当中，郑朗最喜欢的人，一般人难以想到，非是小苏，也非是他的得意下属之一薛向，而是章惇，算是小人，但人家乃是真小人。至于薛向，在杭州担任过他的下属，其实自太平州起，自蔡挺，到过世的杨察，再到吕公弼公吕公著兄弟，司马光、薛向、韩绛，青少年时的下属，如今皆成为名震四方的大人物。
吕嘉问也来自寿州吕家这一脉，这一脉十分庞大，仅是在朝野内外担任官员就有三四十人之众，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