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生心，祸端已显，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外患，驰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此除改，谁不惊忧？
让朝廷将郭承佑贬迁他处。
郭承佑是真的很无能，但这篇奏折不能这样写，简单说一句，真定路乃北方要地，需要派一能臣驻守，郭承佑能力不足，换一人吧。相信赵祯也会听进去。
赵祯也听进去，改罢郭承佑知相州。但心中颇有些不是滋味，前面欧阳修说西北是疥癣，起义才是心腹大患，现在又说契丹是心腹大患。但赵祯不是傻瓜，契丹人是有敌意，可没有西夏敌意深，起义也是多因为旱灾加上以前重敛引起的，倒底谁才是国家心腹大患。就这点财帛，往哪里放？
这样一想，便能想到很多。
郭承佑虽无能，可这个能与不能赵祯一时半会无从判断，至少在他做皇太子时，曾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即位后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退事舍人，再迁西上阁门副使，是赵祯的心腹，这才让他主管真定路军队。
我的心腹，我所用的人皆不是好人，是小人，是奸邪（能不刺眼么？），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良臣，是能臣，这是那一门子道理？欧阳修整篇奏折里又是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往下盖，盖得赵祯心神恍惚。他又想到了王举正、马端、夏竦、苏绅、吕夷简……眼下国家危机重重，赵祯还要依靠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没有说，并且一直没有说，可这种疑虑在他心中越来越重……
这也导致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两个建议虽听，但没有下诏执行。
或者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心，但办成坏事情。
其实相比于郭承佑的神马，范仲淹与韩琦的提议才是真正的大事件，想国家变得更好，应当想办法配合韩范将这两条落实下去，而不是搞出杂七杂八的事务，分去赵祯的心思。
但很快所有人注意力转移，七月，元昊又派吕尼如定聿舍、寮黎罔聿环、张延寿与杨守素，以及宋使邵良佐一道赴宋，继续谈判。宋朝提出九条，很有诚意的九条，然而元昊看到宋朝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不但称男不称臣（也就是做赵祯的儿子，但坚决不做宋朝的臣子，晕，晕，晕），而且大肆勒索，变成可怕的十一条。
居然朝中还有人真的想同意，这个人还是一个超级大大佬，当朝首相——作好词的首相晏殊！
第四百六十章 大计划（二）
使者未至，欧阳修再次进言，自从做了言臣后，他很忙，比谁都忙……
臣以为是和是战，众口纷纷，一是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减少困难。一说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辱，全无减患之实。
前一种说法是主流，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认为必须战下去。宋朝困难，西夏人更困难。国家困难，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以后继续作战，将西夏活活耗死。
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而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本来说得好好的，又开始狂热，持这种说法的人有，郑朗、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为什么因循废弛，看到没有，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
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是赵祯，换作别的皇帝，就是李世民在位，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贬到岭南闭门思过。
正是赵祯，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换成宋英宗，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更精彩。
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则有邀求，朝廷不答应，又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还别说，本来朝廷对契丹不重视，俺们花了钱，就是买安的，但经欧阳修再三鼓吹，后来发生一系列误会，虽无伤大雅，但至少浪费了一些钱，仅是调动无数宋军于莲花堡，就浪费至少一百万缗钱。
还有，他越鼓吹契丹入侵，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他的想法是这一句，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敢自专。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倒是主和遍地皆是。大抵是假的，他的想法是真的。
总之，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
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急啊，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但没人对他说，能不急吗。（我大笑，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是让人感到很搞笑）
朝廷这样做不对的，汉唐故事，大事必须集议，示广大，不能自狭，谋臣思公共，不能自专。但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不想人知道，可处置乖违，又怎能掩瞒？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收众善之谋，元昊请和一事，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
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你直接说是战是和，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何必要绕来绕去，带着一些刺儿？
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余靖接着上书配合，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皆不能知，及处置既了，就是不便，也无从论列。这样不对的，罗列一大堆理由，要求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家安危，侍从谏诤等言官，必须要知道。
似乎有理。
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各有使差，各伺其职，不在其职，不谋其政。无论国事或者外交，管言臣屁事！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但无弹劾之权，言臣有弹劾之权，但无处理大政权利，包括外交。
是监督官，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或者政事做得好坏，做完了，有了好坏，这才轮到言臣发话。这才是各伺其职。
这就是争啊，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
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瘠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
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甚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杨守素嘲笑晏殊，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做副相可以，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可他顾着大体，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赵祯身上推。
欧阳修接着又上了一篇让郑朗欣赏的奏折，听闻朝廷派殿中丞任颛馆招待元昊使一行人。臣认为元昊此事，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让他猜中。
但朝廷也不会从，不从，待其来人，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赐与多少，虽云小事，不足较量，然事体之间，所系者大。兵交之使，来入大国，必窥测将相勇怯，观念国家强弱。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内忧斩戮之惧，次者恐遭拘留，使其偶得生归，必以为大幸。则我弱形未露，壮论可持。若自损国威，过加厚礼，先为自弱，长彼骄心，使其知我可欺，更难搭成议和。想成就其事，必须以镇重为先，况其议未成，便自损事体。前次元昊来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持之。今来渐盛，遂差朝士，若其后来更盛，则必须派近侍也。是彼转自强，我转自弱。再看看邵良佐到了西夏是什么待遇？仅免遭屈辱罢了。
两份奏折说得颇有道理，但朝廷竟然不从。
考虑良多，国家是禁不起折腾，唯恐议和不成，可西夏又能禁得起折腾？
余靖也上奏，朝廷待西夏可谓不厚，可来使口出形同割地之词，轻侮中国，甚于前时。朝廷待之，当减于从勖，始合事体。若恣意令买过于契丹之使，契丹使复来，不知复以何礼待之？
上奏不报。
不但不报，两府厌兵，包括章得象与晏殊在内，诸多大佬居然想同意元昊种种贪婪的要求。
韩琦忍无可忍，对质于前，晏殊说道：“众议已同，只有韩琦一个人不同意。”
赵祯目视韩琦，韩琦多说不便，赵祯说：“更审议之。”
及到中书，韩琦持不可益坚，晏殊很不高兴的站起来，颇有些想威胁的味道。
郑朗急匆匆地往回赶，一路与韩琦保持着联系，看到此处，恨不能用板砖将晏殊拍死。
你与韩琦瞪眼算什么本事，有种与西夏使者瞪眼去。
对晏殊失望之极。
韩琦退，复上书说，西界派人议和，其患有三，朝廷曾达意于契丹，欲令元昊纳款，答书云，梁适口陈夏台之事，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敌烈、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齎诏谕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国主，仍许自置官属，至元昊亦容袭爵。自来遣人进奉，每辞见燕会，并升坐于矮殿。今两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请罪，其封册礼待，亦宜一如北朝。
臣观邵良佐于贼中语录，乃说贼言朝廷议和，必往问契丹。元昊贼先派人至保安军，言朝廷派梁谏议往契丹令本国议和，北朝亦派使差本国，故派贺从勖持书而盟。但元昊贼与良佐语，反而又不承认，又所求称号，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
这是一笔烂账，原先与契丹并无干连，先是庞籍勾引李文贵，李文贵回去后，元昊兵败受困，国内形势紧张，于是一拍即合，双方才正式议和。因为主掌东府的晏殊一直很软弱，让元昊轻视，又产生非份之想，于是凭空增加无数事端。否则这次便能议和早就成功了。
人太软是不行的，会有很多很多人欺负。
国家太软更加不行的，会有很多很多国家欺负。
庞籍在这件事上做得也不大光彩。
韩琦继续说了三患，契丹之意是让元昊共事二主，若朝廷且务休兵，许其不臣，契丹闻之，必然索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