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368节

“应当？”石越反问道，“种大人如此以为，可有凭据？”

“以目前各处所知军情观之，逆贼主力当集中在我军之正面。而宣二军只是略受阻挡，便已至灵州。据宣二军之观察，灵州城之贼军不下三万。末将相信，贼军是将主力收缩于兴灵之间，以诱我深入，在其所熟悉之地与我决战，以收地利。我军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只要攻下灵州，兴州便处于我兵锋之下，贼军几无回旋之地，大计可定！”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宋军，西夏人将主力集中于一处，先避敌之锋芒，然后再依托地利以求决战，不失为明智之举。种谔久经沙场，号称熙宁一朝的名将，他对敌情的判断是非常敏锐的。

石越淡淡地注视着种谔，半晌，他手中宝剑突然指向灵州与韦州之间的广大地区，“我大军一旦集于灵州城下，自灵州至韦州，便形成数百里之薄弱地带。种大人以为，贼军是依托灵州坚城与我决战，还是会绕至吾军之后，攻击吾军之粮道？！又或者，其大军根本便藏在此处，等待着战机。这数百里粮道，吾军无任何凭恃，将要如何护卫？”

“只要攻下灵州……”

“种大人拿什么攻下灵州？！”石越厉声质问道：“将攻城之器械送至灵州城下，岂是容易之事？贼军岂能坐视这些器械安然运抵灵州？”

能对灵州这样的大城形成威胁的攻城器械，都是极其笨重的。数量少了没有作用，要形成作战规模，那么运输就是一件难题。带着这些攻城的辎重行军，行军速度是快不起来的。议事厅中的将领对这一点还是明白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那许多攻城的器械，甚至只有一小部分被运到了韦州——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这些笨重的器械，无异于噩梦，这些物什不仅仅本身是个麻烦，还经常会阻塞狭窄的山路，使得大队运粮的队伍无法通行。

“何不带工匠就地制造？”王师宜问出了一部分将领的心声。但他刚刚问完，便感觉到一阵后悔，因为几位西军老将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仿佛他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

果然，刘舜卿替石越回答了这个愚蠢的问题：“据职方馆之资料，灵州附近，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制造攻城器械之大树。”

王师宜顿时红了脸，尴尬的移开眼睛。

“攻城之法甚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何必受攻城器械之限？”种谔却并没有被说服，反而觉得石越甚是迂阔。但话虽如此，他却并没有再次质疑，因为临敌对阵，许多谋略，一旦事先说出来，有时候反而会被人视为荒诞的奇谈怪论。人们总能够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假若敌人这样，假若敌人那样，那么这样的计划就行不通了，他们故意忽视一点：如果一方不犯错误，那么除非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否则不犯错误的一方是不可能失败的……赵奢在谈兵的时候，怎么样也说不过赵括，多半便是因为如此。

种谔依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手段能够攻下灵州城，但是，他却并非是一个擅长于制定那种连细节也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的将领。他能够根据战斗时的情势，做出正确的反应，但是那些细节，应当由部下们去完善……种谔不知道石越对自己是否有故意的打压，但如果一方杀了另一方的儿子，无论有什么样光明正大的理由，那种心中的相互猜忌总是不可避免的。种谔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宋军失败，但若石越一意孤行，受点挫折，种谔也是非常乐意见到的。无论是前方受到什么挫折，还是大军在外，久不见功，枢府对石越的信任都一定会降低的……“但如此全无作为，亦非良策。枢府必会催促进兵，灵州总是要打的，所谓三鼓而竭，拖得越久，士气便会下降，顿兵挫锐，更不堪用……”另外的禁军将领继续质疑着。

“本帅自有办法，诸公到时便知。”石越自信满满地说道，“诸公不必担心无仗可打，无功可立，当养精蓄锐，以待与贼决战之日……”

夏州。

新委任的夏州知州吴问是仁宗朝的进士，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此时已快五十岁，一向以宽政爱民为己任，吏部精挑细选，将他派来这个刚刚收复的地方做知州，表达的是政事堂的一种期望：大宋是来“光复”平夏的，而不是来征服平夏的。

但是，军方似乎却有另外的意见。

小隐君与折克行商议，为了保护自延绥至夏州之粮道，不仅要重新修葺夏州城墙，而且在延绥至夏州之间，要沿途修建城寨，用一个个的堡寨，来使梁永能无机可乘。折克行根本不相信西夏的百姓，他甚至建议，要将银夏地区的人民，尽数强行迁往内地，分割开来安置。并且强征其丁壮为宋军建城寨、运粮草。并且，折克行还提出一个更加狠毒的建议：向横山诸部族颁布赏格，购买死活西夏人，以诱使横山部族攻击横山另一面的洪州、龙州、宥州。三贯一个活人，一贯一个死人的价格，足以让整个横山的部族成为西夏人最凶狠的敌人。而与此同时，宋军则以夏州为据点，派遣骑兵不断骚扰攻击宥州至盐州一带，焚其屋宇，掳其人民，掠其财产，以逼迫梁永能来决战——否则，平夏地区在三五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元气！

一将功成万骨枯！

与西夏人世代作战，西夏人残暴的手段折克行早已领教。现在有机会反施其身，这位河东军名将并未感觉到有任何不妥。

战争唯一的目的便是胜利。

折克行是如此相信的。

于是，一队队西夏百姓在宋军的驱使下，扛着石头、木材，如同蚂蚁一般来来去去，修葺着残破的夏州城墙。许多人的眼中，都满含着怨恨之色。但是，这不会为他们赢来怜悯，只会招来暴虐的鞭打。

当吴问去找折克行争辩时，折克行如此反问他：“既然为了胜利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己方士兵去死，那么为何为了胜利就不能让成千上万的敌方百姓去死？”然后折克行便客气地送走了这位夏州知州。

吴问于是转而去找东线宋军的统帅种古。但小隐君军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他，亦没有时间回复他的信件。小隐君有自己的苦衷：虽然他心里更赞同吴问的主张，对折克行的行为颇有腹诽，但是，夏州是折克行指挥打下来的，现在那里是由折克行驻守。虽然名义上他是折克行的上司，但是两军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可以如此简单地处理，他对河东军指手画脚，是很容易造成两军不睦的。为了顾全大局，在西夏灭亡之前，小隐君不愿意自己与折克行有任何的对立。所以他干脆躲开吴问。

吴问一怒之下，写了一封弹章直送汴京，又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送给石越。“夏州之民，亦是天子之子民，大宋之臣民！”在信中，吴问如此说道。他告诫朝廷，也告诫石越，当年大宋之所以没能保有西夏之地，使得西夏得以建国，除了战略上的失败外，地方守吏失去民心也是重要的因素。军队的强大是不值得凭恃的，如果失去平夏地区的民心，便有可能重蹈历史上的覆辙。

同时，做好被罢官准备的吴问在夏州也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与折克行本是平级的关系，既然折克行无法商量，吴问便下令在夏州清点户籍，同时移文折克行，要求他按照相关的律令来征发民夫。

立时，夏州城的文武关系，便如同一根绷紧了弦。

“同一个地方若有两个级别相同的最高长官，果然是一定会出麻烦的。”安抚住那些跃跃欲试的禁军将领们，马上便面临这样头疼的麻烦，石越亦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

“吴问去得稍早了。”潘照临话中带着一点遗憾。对于一个新占领的地区，首先由一个人将恶事一次性全部做完，然后再派一个“好官”来收拾残局，慢慢施予“恩惠”，永远都是统治良方。

“折克行之策其实甚为可取，梁永能想要坚壁清野，我们便成全他，在平夏大肆掳掠。平夏乃是西夏立国之本，末将相信，梁永能绝不能坐视不顾。而横山与平夏自唐以来，本素有仇怨，再加撩拨，则其百年之内，断难和睦，以夷制夷，大宋可坐收其利。”

石越愕然望着刘舜卿，潘照临如此说话，他早在意料之中。但是刘舜卿竟然也支持折克行，却在他意料之外。

“强征夏民劳役，虽看似残暴，但为将者，终不能有妇人之仁。”刘舜卿继续说道：“孙子云：‘国之贫于师者运输，运输则百姓贫’，自用兵以来，虽朝廷加意抚恤，然陕西一路百姓苦于劳役者数十万户，终是不可避免。若能驱使西夏之民，则陕西之民总可稍得休息，亦算是不无小补。对于陕西之民而言，却是仁慈了……”

“下官不敢苟同。”丰稷的声音大得似乎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他显然有些激动，“王者之师，岂能效虎狼禽兽之行？！平夏之民，素受横征暴敛，王师至时，岂不心怀期望？一旦以暴易暴，变本加厉，是大失民望，使其反而眷恋夏国之德。以乃目光短浅，因小而失大，且不合仁义，非下官所敢闻也。”

“仁义不是用来征伐天下的。”他话音刚落，潘照临便语带讽刺地说道，“兵者本就是凶器，并非好物什，只是当此末世，又不能不用。横竖总要死人，死点西夏人总比死宋人要好些；让西夏人受苦总比让大宋的百姓受苦要仁义些。”

“那我们又要如何让我们的士兵与百姓相信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坐在下首的包绶忽然尖锐的问道。他是被石越特意调来负责后勤方面的事务的，这次只是偶然而忝陪末座。

众人一时愕然，没有明白包绶的意思。

“我们要如何让士兵与百姓相信他们是在为了正义而战？”包绶又问了一句。

“士兵与百姓会相信烧杀抢掠的军队是正义的么？他们会相信残暴的役使百姓的军队是正义的么？”包绥朗声问道，“石帅一直在告诉士卒、百姓、士林，道王师乃是正义之师，讨伐西夏之逆贼，是正君臣之纲纪，亦是替朝廷除百年之边患，替子孙后世造一个太平盛世。陕西百姓困苦于道路而未敢有怨言者，禁军士兵血战于前线而不敢有二心者，士林清议虽见耗费国帑，劳动百姓而无有异议者，皆因于此。下官愿石帅莫要失天下之望！”

“只恐陕西百姓想要的只是少一分劳苦；前线士卒想要的只是早一日凯旋。为了这礼义道德的虚名，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潘照临对包绶的话并不以为然。

“下官敢问潘先生，难不成残暴不仁，便不需要付出代价么？”包绶反唇相讥道。

石越若有所思的望着包绶。

想要成就大功业，想要打赢一场灭国之战，双手不沾鲜血，是不可能的。石越并非那种有道德洁癖的人。他一向相信，成大功业，大事业，要有菩萨心，魔王手。但他也并不是全然同意为了达成最高尚的目的，便可以采用最卑劣的手段。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手段与目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大多数的时候，即便你达成了那最高尚的目的，亦无法弥补因为你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包绶所说的，其实就是类似的意思。

正义也许是可笑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民族没有正义的观念，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是正义的之时，这个国家或民族，离疯狂便不远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事，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在大义的旗帜下进行。

“忠烈祠的大门，应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