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505节

但潘照临与石越相处十余年，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说服石越的。他太了解石越，石越的性格中，温和有余而冷酷不足，即使对政敌，他也无法做到绝决无情，更何况是对同盟与部属。若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许算不是缺点，但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却是重大缺憾。潘照临觉得，这种性格，正是石越最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的地方。

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绝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宰相，他们立场鲜明，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而且也能让身边的感受到这种信心，源于这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群臣的人物。这两人就像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的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唯一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的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对。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属下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的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通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措，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的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的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侍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亲朋好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人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喝酒，偷偷查看那仆人带的拜年飞帖，发现要投送的戚友与自己大部分相同，于是此君竟生了个偷梁换柱之计，将那些拜年飞帖偷偷调包了，结果那朋友的仆人投送的飞帖，全成了他家的。此事后来揭穿，便成了汴京的一大笑谈。开封人每到了过年，提起拜年飞帖，便会提起这件事来，当成一个新年的笑料。

这个元旦，是石越拜相以后的第一个新年，石府在一天之内收到的拜年飞帖，差不多就堆满了一间小屋，而仅仅送拜年飞帖一事，便已让合府的男仆累得人仰马翻。但以侍剑的身份，够得上他去送拜年飞帖的人家，倒也不会太多，因此回来得甚早。

侍剑又给潘照临与陈良拜过年，一面笑道：“方才去桑府时，路过大相国寺，不料却听到些趣事。”

“大相国寺那边，有好些人在说，太子东宫经常有赤光闪耀。许多人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是自己亲眼所闻。”侍剑装着不经意地说着市井见闻，笑道：“这事实是太稀奇了，小的都想找个闲跑过去亲眼看看。”

石越不由笑着摇摇头，转过头望着陈良，笑道：“看来子柔那位布衣之交不简单。”

潘照临也歪了歪嘴，似笑非笑的说道：“那曹家小舍人的确非寻常商贾。这几日，街头巷尾，酒舍茶楼，到处都有人在说太子如何如何仁孝聪明；你看这几天各大报纸，那讲掌故的文章，都在那里大夸太宗和赵普，说他们如何英明，太祖做错的事，非太宗与赵普这样的君臣，断断不能纠正……那边厢赞太祖兄终弟及，他就夸太宗能传位嫡子，是纠正太祖之错。嘿嘿，这会儿，东宫竟冒赤光了……本朝是火德王，继承大统者，当然要有赤光护佑的。”

石越微微颔首，道：“更难得是时机也把握得甚是巧妙。”

“时机？”陈良听石越与潘照临夸赞曹友闻，正欲顺势再说几句曹友闻的好话，好让石越见他一见，但这时候听到石越这句，却糊涂起来，曹友闻做的这些事，又能有什么时机可言？他不由拿目光去询问潘照临。

潘照临见石越也望着自己，显然也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识透他话中之意，因眯着眼睛，淡淡笑道：“子柔可知，但凡能成大事业者，必是能顺应民心者。所谓英雄顺时势，时势造英雄。任你多有本事的人，若所生之时，没有那时势，也只能徒叹奈何。这时势说白了，便是人心。田烈武、曹友闻要做的事，看起来简单，实则微妙。他们若是无能之辈，心里便不免会抱了个念头，想要摆布人心，若是如此，那便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但若能识得人心的微妙之处，去顺应人心，那么便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石越，见石越眼中有赞赏之意，又笑道：“如今天下的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自从熙宁十四年起，百姓生活便愈见艰难，尤其是去年，更是怨声载道。民间原本对官家颇有怨言，不满之意郁集于心，这时候传播不利于太子的言论，百姓心里有怨气要发泄出去，便容易相信这些谣言。但自去年腊月起，这人心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皇上的病情传出来，便是汴京的普通百姓，亦知道官家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

“寻常百姓，通常亦没什么见识，但即使如此，他们却也不会相信换了官家，一切便会好转。相反，百姓虽然一面心怀不满，但心里面，对皇上却是很信任的——这是极易为人所忽视的——这种信任，是皇上用十八年的励精图治，不知不觉的刻在人心中的，绝非那么轻易就可以磨去。百姓抱怨归抱怨，不满归不满，但一旦发觉要换官家了，心里面恐怕更多的茫然、担忧，百姓只害怕将来的官家比不上皇上，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听到太子的坏话，相反，凡是有关太子的好话，哪怕再不可信，对百姓而言，亦是一种安慰，他们更愿意相信。”

“所以，曹家小舍人这个时机是选得极巧妙的。而且机缘巧合，今日又有太后在朝会上出示佛经，如此一来，太子在民间的声誉就更好了。我要是曹友闻，便要抓住一个‘孝’字做文章——须知那寻常百姓，是不太在乎太子是不是聪明的，却会很在意太子是否孝顺。你去问问市井百姓，他们都会说百善孝为先，一个孝顺的官家，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所以历朝历代，都要说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个道理。”

说到这里，潘照临心里实是更加失望，但嘴上却笑道：“有了这曹友闻与太后‘里应外合’，太子便可安枕无忧了。雍王党羽以前还可说太子失德，如今却连这口实也没了。如今他们能做的文章，可就只有太子的年纪了。”

陈良也不由笑道：“形势已变，便是愚顽，也当知道要收手了。”他望着石越，正欲借机推荐曹友闻，却又听石越不动声色的问道：“前几日听章子厚说，汴京如今到处都在传说，三佛齐要叛乱。这事只怕也是那曹友闻的主意罢？”

陈良一惊，连忙说道：“此事学生却不知道。听说是几个南海海商传出的消息。”

石越轻轻哼了一声，道：“此事文焕倒也曾提过。但我问过段子介，段子介说薛奕已知此事，以为不可信。子柔去过南海，以为如何？”

陈良有心想替曹友闻说几句话，但他知道石越与潘照临都是极聪明的人，终于还是摇摇头，老实说道：“军国之事，实非学生所长。”

石越点点头，脸上却看不出是喜是怒。陈良只道又没机会推荐曹友闻了，心里面已打消这念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若是方便，子柔这几日便请曹友闻来一次，我有事想问问他。”

陈良不由又惊又喜，“相公？”

石越知道他之意，道：“是曾布、蔡京、李修文一道出了个主意，我想问问曹友闻南海的事。”

石越又转向潘照临，笑道：“潜光兄方才一番话，于我亦触动很大。”

“潜光兄方才说，百姓知道皇上病危，对未来担忧、茫然之情更多。诚哉斯言！”石越叹道：“然百姓有此担忧，是宰相之过。若令百姓有此担忧，皇上若有不讳，亦难安心。我忝居相位，又如何对得起皇上知遇之恩？”

“无论如何，我须对得起百姓，对得起皇上。”石越决然道。

潘照临心中一喜，不料却听石越又说道：“侍剑，你再辛苦一趟，去君实相公府递个札子，明日我亲自去给他拜年。”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石越一心一意想要弥合党争，与司马光、王安石齐心协力应付困境的想法，在潘照临看来，却实是如同一剂毒药。与司马光、王安石斗个你死我活固然没有必要，但如石越这样，过分尊重司马光、王安石，却也显得太低调了些。尚书右仆射并非是左仆射的下级！但石越在这方面，却显得十分坚定，坚定得似乎那是理所当然。

第四十九节

宋人的春节，是从元旦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才结束的。虽然达官贵人们可以靠着仆人投递“拜年飞帖”，在元旦那天便向亲朋好友拜完年，但那些普通的东京市民，却都是要亲自上门拜年祝贺的，而因为元旦那天，要拜祭祖先，甚至上坟祭祖，还要放爆竹烟火，贴门神春联，去寺庙烧香……仅仅一天时间，是断然走不完所有的亲戚的。况且，熙宁十八年的元旦，还飘着鹅毛大雪，直到向晚时候才停下来。所以，正月初二的汴京街头，拜节的人群反而比元旦那日还要多。尽管开封府颇为尽责，早已经组织人手，在元旦的晚上，将街道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但第二天的御街上，所有的马车依旧是寸步难行——驿车早已挤得满满的，但路上的行人却实在太多。

坐着马车准备去拜会司马光的石越，尽管起了个大早，刻意想避开拥挤的行人，但却还是漏算了元旦那场大雪带来的麻烦，正好碰上了出行的高峰。按照宋代一百多年来的交通法令，车马必须向行人让道，而汴京又没有给马车开辟专门的通道，于是，堂堂尚书右仆射的马车竟被困在御街上，走得比蜗牛还慢。石越心里一面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