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这种材质前站定，不会言动。她对张毅先生说，你坐一会儿，喝杯咖啡，我还要看。张毅先生说，好，你看吧。他知道，那儿要发生大事情。
既然看到，就放不下了。她远涉重洋，多方拜师，尽倾资财，遍尝磨难，只想用自己的手去触摸、去塑造、去捧持。一度，她身边堆满了烧坏了的废品，废品由财富转换而来，财富由生命转换而来，种种转换全成了废品，种种废品连成了废墟。
在失败得毫无希望的废墟上，她不茶不饭，静守静思，决不离去，直到奇迹终于出现。青烟散去，炉门打开，慢慢冷却，细细逼视，哦，成了。她的作品很快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极大注意，这没有使她过于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她听一位日本学者随意提起：这种工艺在中国汉代之前就已经成熟。真的吗？杨惠珊急速转过身来，迷惑地眺望起遥远的黄河流域。
原来还以为是法兰西文化的骄傲呢，居然在异国他乡拾到了一部依稀的家谱，找到了自己远年血缘的印证。这就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理由地对琉璃世界如痴如狂？为什么以前毫无雕塑经历和冶炼经历只凭自己的摸索便取得奇巧配方？也许是接收到了几千年前发出的秘密指令？几千年都是失传的荒原，荒原那边是影影绰绰不知名的伟大工匠，荒原这边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当代女子。
两边的窑炉烈火熊熊，像两座隔着千山万水的烽火台，烽火台传递的信号却准确无误。其它多少座烽火台都与战争有关，唯有这两座不是，隔着三国的血腥、隋唐的搏斗、宋元明清的厮杀，却只有两缕最干净的轻烟，遥相呼应。
此时的杨惠珊，已跻身数量极少的国际第一流琉璃工艺大师的行列。一次又一次轰动的展出，一浪又一浪如沸的佳评，杨惠珊神定气闲，只向主办者提出一个请求，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边上，让出展览厅的中心部位，以最虔诚的方式将远处的烽火台——汉代的琉璃陈列其间。展览厅一时烘云托月，她把全部荣誉献给了祖先，只想与祖先共享一个名称：中国琉璃，然后相扶相持传播给今天的世界。
中国琉璃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佛教中，琉璃的地位非常特殊。那天杨惠珊突然读到《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时并没有太大吃惊，因为她觉得本来就该如此。经文曰：“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果然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
其实，任何一段历史都太粗糙、太混杂，都需要烧冶，烧冶历史的结晶，烧冶历史的琉璃，而历史的琉璃就是文明。
用火烧，更用心烧，于是，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生命也变成了琉璃。这两重窑变的成果，是人类真正的珍宝。于是，当冲天的烟雾飘散之后，有一双纤纤素手在仔细捡拾。
她无法删去历史和自身的坎坷和辛酸，只是深知既然经历了那么多，我的这一炉应该不同于汉代的那一炉，我的这一炉烧进了更多的历史灾难，理应用现代语言把它们升腾为更大的仁爱和慈悲。
金手指天，诸佛列位，宏愿庄严，杨惠珊的琉璃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奇瑰的精神仪式，很让国际同行震撼。这种冰清玉洁的仪式，这种纯净明澈的震撼，出现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生活中，其力量早已远远超出案头摆设之外。
杨惠珊今后的计划如何？她不企盼明确的远景，只愿意在琉璃世界中专注修持，享受挫折，直至化作泥土，来肥沃历史和现实的荒原。张毅先生告诉我：“就在昨天，一宗大件出炉，一个小小的瑕疵，失败了，今天重新开炉，又要二十五天。”杨惠珊说：“在制作过程中只要听到一点极细的响声就会心跳，因为这是断裂的警报。琉璃都会断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她的使命，便是创造美好，守候断裂。永远的创造，永远的守候，没有休止。就像那件汉代琉璃断裂在她的手上那样，她的作品也会在后代手上断裂，那么，想必也会有人手捧美丽的断片摹然憬悟的吧！
垂钓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魁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之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摘鱼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老师
我是一九五七年刚刚十一岁时到上海读初中的。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划为右派，正在检讨。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词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个胜利年……”
没过多久，其它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当时全民都在炼钢。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但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书。
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十岁刚出头的孩子涌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能力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读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女子中学，刚招男学生，校长是一位女老师，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国剑桥出身。我们进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长，却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们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这位老师在步态举止上的反动影子。正面相遇时，我们叫一声“老师好”，她立即回礼，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比其他老师回礼时看我们的时间要长。我们的目光立即躲开，心想这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长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战争时在上海郊区参加过游击队，给我们作报告时全是很难听懂的农村口音，但她很少作报告，要作也就是几句，说自己没文化，要我们好好读书。她走在校园里，脸上没有表情，显得拘谨和胆小，但一见到学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满脸笑容。这位校长的好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内容，而老师们则趁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