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史”之首的《史记·封禅书》中有“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齐”之说，以便适应中国教徒的宗教接受。到了公元19世纪初叶，基督教新教才开始传入中国，并将《圣经》中的“神”翻译为“上帝”，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尚书·立政》篇中出现过“吁俊尊上帝”之说。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已经由一般的历史典籍进入了文化经典，而且更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欧洲基督教的认识，已经从民族宗教上升到世界宗教，强化了对于基督教之“神”那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性的认识。
对于上帝存在所具有的绝对性质，在柏拉图的笔下得到了具有本体性的阐释：“若神不在，一切皆无。”如果说这只不过是柏拉图将对于理念的推崇导向极致的一种哲学的表达，那么，在《上帝之城》的作者，这位被称为天主教哲学家著名代表之一的圣奥古斯丁看来，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成为“一切哲学中最纯粹最光辉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当圣奥古斯丁在阅读有关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的时候，要说：“我于其中读到以下的旨趣，'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只有上帝、上帝的道，'才是真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并且'他在世界之中，而这世界也是借着他创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这样，圣奥古斯丁就把柏拉图的理念之神与《约翰福音》中的上帝之道完全统合起来，上帝是做为纯粹的精神性存在而出现的，并且是不可把握的。因此，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天地间有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并存，上帝之城是上帝之道的体现，因而是完美与永恒的，而地上之城并非如此，因而是不完善的、短暂的，甚至会毁灭。这样，不仅个人将通过基督耶稣建立的教会来获得拯救而走向永生，而且世俗国家也只有听从教会，才可能成为上帝之国的一部分，从而确认教权高于王权，为教会的权力膨胀提供了神学支撑，同时也否认了人与上帝进行直接交流的任何可能性。
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1世纪，随着教皇国进入鼎盛期，在天主教教会世俗化的过程之中，西欧各国的王权也相应有所发展，因而出现了发展人的理性认识的现实需要，结果是在启示神学传统之中，又生发出自然神学，承认了人的理性的认识功能，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到对于上帝存在的认识。这首先就需转换神学阐释的哲学背景，因而导致了对于柏拉图哲学的抛弃，与此同时，亚理士多德哲学成为神学阐释的哲学资源。这不仅使此时的神学论争在经院哲学的层面上进行，更通过不断地论争使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成为天主教的正统神学代表。
亚理士多德指出：“对生物来说，存在就是生命。”这就促使托巴斯·阿奎那提出这样的看法：“由此可知，在存在是万物的属性这种意义上，上帝是存在”，具体而言，也就是“一切创造的原因，尽管有各不相同的结果，却有一种共同的结果即存在。因此必定有一种最高的原因，受造的原因只是借助于这种最高的原因才使得事物存在，存在是这种最高原因的特有结果。因此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上帝的实体或本性。”这样，上帝作为原初存在的最高原因，它就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就是本质性的存在，要言之，上帝就是存在，一切受造之物不过是这一存在的个体形式。
于是，托马斯·阿奎那不仅以此为基础进行关于上帝存在的5项具体证明，更由此而推导出神学是最高的“科学”，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它的个别性体现，这是因为任何有限事物的存在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无限存在，而上帝就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根。如果排除托马斯·阿奎那这一论证的宗教绝对性，就可以看到他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已经由不证自明的自在本体论证，向着最高原因的宇宙论及规律秩序的目的论的论证发展，使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出现了更多的可能，从而也就在客观上为哲学家进行神学命题的哲学论证开辟了道路。
正是哲学家康德，在对于从圣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出现的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这三种传统论证方式进行彻底否认之后，同时又指出，否定这些论证方式并不意味着也否认了上帝存在这一命题。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对上帝存在进行道德论的论证，也就是根据人类伦理生活的需要，应该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之下，来保证善与幸福的最终统一：“只有对于我们的义务和理性以及在这义务中确立的终极目标的认识，才有可能明确无疑地产生出上帝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其渊源上是和我们对这一存在的义务不可分离的。”
在这里，“我们的义务”就是我们对于生命存在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对于这一存在责任的理性认识，自然会走向对于生命存在的终极目标的不断把握，在建立起关于终极目标的认识体系的同时，上帝将做为最基本的概念，来体现生命存在的最高精神。有没有这样的最高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因而对于上帝存在的坚信将是人类的善与幸福达到统一的精神前提。这样，上帝存在也就成为追求人类精神境界自我超越的信仰象征，于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个人言说，无疑表明上帝存在的命题，更是一个上帝将以什么样的信仰形态，来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人类精神问题。
从公元18世纪到公元19世纪，正是在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论证的基础上，尼采高喊“上帝死了！”这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上帝死了”这一呼喊的最强音，以坚决否认作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上帝父亲那最高意志与绝对权威对于人类的负面影响：“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与促进感受生活能量的那种滋补性情感正好对立：它具有一种压抑性的作用。凡怜悯者，力量皆失。”尽管可以说这是尼采为了宣扬超人出现的必要性而进行的论证，因为“从整体上看，怜悯违背进化法则，这就是淘汰法则”，而“身心皆弱者将被淘汰，这是我们的慈善的第一原则”。但是，为了使人类正常生存在对善与幸福的追求之中并达到最终的统一，不能不承认在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扮演生活中的弱者而获取怜悯，这的确会导致对于人性正常发展的压抑；恰恰相反的是，应该激发起强者般的奋斗意识，或者如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以提高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活力，来充分扩张自我创造的能力，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我们心中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因为我们不仅有着“上帝的形象”，而且更有着“上帝的样式”那样的对精神境界不断升华的追求。如果说托马斯·阿奎那当年曾认为只有在对上帝“外加的恩赐”的蒙受之中，人才可能永生的话，那么，在鼓吹“非宗教化的基督教”的20世纪，在“神死神学”出现后的个人信仰自主选择的浪潮之中，每一个人都将在“上帝死后”来重新进行自己所认可的上帝的塑造。这样，当每一个人在塑造自己的上帝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我就是我的上帝！我们就是我们的上帝！！
图01
■今天人类所认识的南极洲。最高点：文森山5l40米；最低点：海平面下2538米（冰封）；世最长的冰川：兰伯特冰川400公里；最活跃的火山：埃里伯斯火山3743米；面积：1334平方公变。
图02
■美国空军以开罗为中心的高空航测照片，显示出雷斯地图的绘制者们曾经可能使用过等距投影法。
图03
■由美国测绘专家马内里和沃尔特斯两人共同完成的雷斯地图摹本，以帮助显示细节。
图04
■至会仍被保存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内的皮里·雷斯地图原件。
图05
■撒哈那人沙漠岩画中的人物形象：头部被圆盔完全包裹，且与身上的衣服连为一体。
图06
■苏美尔女王舒伯－亚德的头饰，它由蓬松的假发与三个用天青石和玛瑙制作的花环组合而成，并且在假发上还插着五齿梳，上面点缀着金花及天青石。
图07
■按照《圣经》提供的线索，从1927年起，列奥纳德。伍利开始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迦勤底地区进行发掘，结果，“黑头”苏美尔人的都城——吾珥重见天日。这是吾珥神庙塔的复原图。
图08
■斯里曼在希沙利克山丘的第八座古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重要文物：
1。金发针
2。金项链
3。金手镯
图09
■研究表明，帕姆帕沙漠中的这些神秘图案可能与星相的运转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秘鲁的文物专家梅森教授甚至认为所安的这些图案极自可能是某种宗教的符号，并且由它们构成一部历法。
图10
■在对尼尼微的发掘过程中，拉萨姆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图书馆的馆藏珍品——将近3块写满了楔形文字的泥板。
图11
■面对着这种怪异的文字，早期到达复活节岛的人们感到十分困惑，于是，传教士门决定烧毁这些野蛮人的木板，现在，流散在全世弄各个博物馆里的这种木板残片，总共只有20来块。但它们也许是上帝留给人类解开复活节岛之谜的最后钥匙。
图12
■面对这幅意大利北部山区的史前岩画，谁又能理解原始人对于绘制这种身着奇特衣眼，头戴独特头盔的特殊人像，竟会有着如痴如迷的非凡兴趣。
图13
■面对这道由重量超过10吨的整块巨石雕凿而成的太阳门，蒂亚反纳科探险者们的脑中一片茫然——当时的人类，究竟使用了什么魔法，竟然能将这些如此笨重的石头在他们手中像玩儿童积木一样随意摆弄？！
图14
■在至今尚未能解读的克里特文字中，这些在岛上南部的菲斯托斯友现的象形符号，它们排列有序，组成了数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
图15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胡夫金字塔所显示出来的高度智慧，几乎肯定不属于古埃及人。那么，又是谁设计与建造了这座大金字塔呢？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