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要你把它照正式法定的格式写出来。你写你的，我就在这坐着。’”
“我开始抄写这份遗嘱。当我看到他除有若干保留外，把其余的全部财产留给我的时候，您可以想象出来我的惊讶。他是个小雪貂似的怪人，长着全白的眉毛。我抬头看他的时候，发现他那双锐利的灰色眼睛正盯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开心的表情。当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文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可是他解释说，他是个没有任何活着的亲属的单身汉，他在青年时期就认识我的父母，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所以放心把他的钱交给我。当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感谢的话。遗嘱照格式写好了，签了字，由我的书记当证人。就是这张蓝纸上写的。我已经说过，这些小纸条只是草稿。奥德克先生然后告诉我，还有一些字据——租约、房契、抵押凭据、临时期证等等，应该让我看看。他说只有在这一些都办完以后他才放心，并且要我晚上就带着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一下。‘记住，我的孩子，在这一切还没有办完以前，什么话也不要对你父母说。咱们先不讲，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意外之喜。’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还要我答应一定做到。
“您能想象出来，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无心拒绝他任何要求。他成了我的保护人，我一心想丝毫不差地实现他的愿望。于是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说我手边有要紧的事，不好估计我会呆到多晚才回家。奥德克先生还告诉过我，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跟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九点以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可是，他住的地方很难找，我到他家的时候快九点半了。我发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是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是他的女管家。”
“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我想就是她吧？”
“不错，”麦克法兰说。
“请说下去。”
麦克法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继续讲他这段经过：
“这个妇女把我领进一间起居室，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后来，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带我到他的卧室去，那里立着一个保险柜。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来一大堆文件。我们把这堆文件仔细看了一遍，直到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才看完。他说我们不要打搅女管家，就让我从法国窗户出去。那扇窗一直是开着的。”
“窗帘放下来没有？”福尔摩斯问。
“我说不准，不过我想是放了一半下来。对，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户，把窗帘拉起来了。我找不到我的手杖，他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我希望从现在起能经常见到你。我会把你的手杖收好，等你下次来取。’我离开他的时候，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那些分成几小包的字据还摆在桌上。已经那么晚了，当然我回不去布莱克希斯，就在安纳利·阿姆斯旅馆过了一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早晨才从报上知道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还有别的要问吗，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在他听年轻人讲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的时候，我见他有一两次扬其他的眉毛来。
“在我没有去布莱克希斯以前，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是说没有去诺伍德以前吧，”雷斯垂德说。
“啊，对了，我要说的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说，脸上带着他那种高深莫测的微笑。雷斯垂德从多次经验中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就象把锋利的剃刀，能切开在他看来是坚不可破的东西。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我见他好奇地看着我的同伴。
“过会儿我想跟你说一两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好吧，麦克法兰先生，我的两个警士就在门口，外面还有辆四轮马车在等着。”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祈求地对我们看了最后一眼，从屋里走出来。警察带着他上了马车，但雷斯垂德留下了。
福尔摩斯正在看他拿在手里的那几页遗嘱草稿，脸上带着极感兴趣的样子。
“这份遗嘱的确有些特点，雷斯垂德，你看呢？”他说着便把草稿递过去。
“我能看出头几行和第二页中间几句，还有最后一两行。这些象印的一样清楚，”他说，“其余的都写得不清楚。有三个地方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点？”福尔摩斯说。
“你怎么解释呢？”
“是在火车上写的。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停在站上，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在行驶，最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正经过道岔。有经验的专家能立刻断定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线上写出来的，因为只有在大城市附近才能接二连三碰到道岔。假如他花了全旅程的时间来写这份遗嘱，那必定是一趟快车，在诺伍德和伦敦桥之间只停过一次。”
雷斯垂德笑了起来。
“在分析问题上你比我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说的这一点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它足以证实年轻人所谈的这份遗嘱是约纳斯·奥德克昨天在旅途中拟好的。一个人竟会以这样随便的方式来写一份这么重要的文件，岂非怪事？这说明他实际上并不重视这份遗嘱。只有根本不打算让自己立的遗嘱生效的人才会这样做。”
“这等于他同时给自己出了一张死刑判决书，”雷斯垂德说。
“哦，你这样想吗？”
“你不这样想吗？”
“很可能，不过这件案子对我来说还不清楚。”
“不清楚？如果这样一件案子都不算是清楚的话，还有什么能算是清楚的呢？有个年轻人忽然知道只要某个老人一死，他就可以继承一笔财产。他怎么办？他不告诉任何人，安排了某种借口在当天昨上去拜访他的委托人。一直等到全屋仅存的第三者睡了，在单独的一间卧室里他杀了委托人，把尸体放在木料堆里焚烧，然后离开那里去附近的旅馆。卧室里和手杖上的血迹都很少。可能他想象连这一点点血迹也不会留下，并且希望只要尸体毁了，就可以掩盖委托人如何毙命的一切痕迹，因为那些痕迹迟早要把他暴露出来。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的好雷斯垂德，你所说的使我感到有点过于明显，”福尔摩斯说，“你没有把想象力加到你许多长处中去，但是，如果你能试试把自己摆在这个年轻人的地位上来看，你会挑选立遗嘱的那个晚上去行凶吗？你不觉得把立遗嘱和行凶这两件事连接得这么紧是很危险的吗？还有，你会选择别人知道你在那里、正是这家的佣人开门让你进屋的这样一个时机吗？
还有最后一点，你会那么煞费苦心地藏尸体，而又留下手杖作为暴露你是凶犯的证据吗？雷斯垂德，你必须承认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至于那根手杖，福尔摩斯先生，你我都知道：一个罪犯总是慌慌张张的，往往干出头脑冷静的人能避免的一些事情来。他很可能是不敢回那间屋里去。你给我一个别的能符合事实的推测吧。”
“我能够很容易地给你举出好几个推测，”福尔摩斯说，“譬如，有这样一个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推测，我把它当礼物赠送给你。老人正在给年轻人看那些贵重的证券，因为窗帘只放下了一半，一个过路的流浪汉在窗外看见了他们。年轻律师走了，流浪汉就进屋来，看到那根手杖，便抓起手杖把奥德克打死，烧了尸体以后就跑了。”
“为什么流浪汉要烧掉尸体？”
“就这点来说，为什么麦克法兰是要这样做呢？”
“为了掩盖一些证据。”
“可能流浪汉想不叫人知道出了谋杀案。”
“那为什么流浪汉不拿东西呢？”
“因为那些字据都是不能转让的。”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你可以去找你的流浪汉。在你找他的时候，我们不放走这个年轻人。将来会证明谁是对的。请注意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就我们所知，字据一张都没有动过。我们这个犯人根本没有理由要拿走字据，因为他是法定继承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得到这些字据。”
我的朋友好象给这句话扎了一下。“我无意否认目前的证据在某些方面对你的推测非常有利，”他说，“我只想指出还有其他可能的推测。就象你说的，将来会作出判断。再见！
大概今天我会顺便去诺伍德，看看你进展得怎样。“
这位侦探走了，我的朋友从椅子上起来，带着一个人面对合他兴趣的任务时那种神情，为这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华生，刚才我说过，我第一个行动的方向必须是布莱克希斯，”他说着一边匆忙穿上他的长外衣。
“为什么不是诺伍德？”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看到有两件紧接着出现的怪事。警察当局正在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件怪事上，因为它恰巧确实是犯罪行为。但在我看来，显然处理这个案子的合理途径应该是从设法说明第一个事件着手，就是那张不寻常的遗嘱。它立得那么草率，又给了那么一个意想不到的继承人。这一点清楚了，可能下一步就好办些。
“亲爱的朋友，我想你帮不上我的忙。我一个人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否则我不会想到单独行动。等我晚上见你的时候，我相信能够告诉你我为了这个求我保护的小伙子已经做到了什么。”
我的朋友回来得很晚。从他憔悴、焦急的脸上，我一眼就看出他出发时所抱的希望落空了。他拉了一小时的提琴，琴声单调而低沉，他竭力使自己的烦躁心情平静下来。最后他猛地放下了提琴，开始详细讲他失败的尝试。
“一切都错了，华生，简直错到底了。我在雷斯垂德面前装着不在乎，但从我本心说，我相信他这一回路子走对了，咱们却走错了。我的直觉指着这个方向，一切事实却指着另一个方向。恐怕英国的陪审团的智力远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以致他们宁愿接受我的假设而不要雷斯垂德的证据。”
“你去了布莱克希斯吗？”
“去了，华生。我到了那里，很快就发现死去的奥德克是个不可小看的恶棍。麦克法兰的父亲出去找儿子了，他母亲在家。她是个蓝眼睛、个子矮小、愚昧无知的妇女，恐惧和气愤使她不停地发抖。当然，她认为她儿子简直不可能犯罪，可是她对奥德克的遭遇既不表示惊讶，也不表示惋惜。恰恰相反，她谈起奥德克时流露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样子，等于她不自觉地在支持警方的理由。因为要是她儿子曾经听过她这样谈论奥德克的话，那就会自然而然使他产生憎恨和干出暴行。‘奥德克以前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个恶毒狡猾的怪物，’她说。‘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一直就是一个怪物。’
“那时候您就认识他？”我说。
“是的，我很熟悉他。其实，他是最早向我求婚的一个。谢谢老天我还有眼力离开他，跟一个也许比他穷、但是比他好的人结了婚。在我和奥德克订婚以后，听人讲其他怎样把一只猫放进鸟舍里去。他这种残酷无情的举动使我厌恶极了，再也不愿跟他有任何往来。
‘她从写字台抽屉里翻出一张女人的照片，脸部给刀划得支离破碎。’这是我自己的相片，‘她说，’在我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