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因而把古诗中常见的一些题材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上，诗的内涵显得深厚，同时也表现出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如下面二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前一首写怀念故人，后一首写重游旧地。故人也罢，旧地也罢，无不是往事如烟消散，纵然有些微痕迹，勾起回忆，亦已是如梦的恍惚。大自然犹如永恒的坐标，以年年春风，对匆匆过客。因此，对生命的短暂，对人事的得失，也就没有眷念、悲哀的理由，只要在世，且放宽胸怀，平常而自然地生活下去。这就是随缘自适的人生。再如《题西林壁》，纯是从自然景物得到某种悟解：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诗中的哲理，既可以理解为世事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欲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也可以理解为人生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的时空观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
宋诗好说理是普遍的现象，很有些作品因此而变得干硬枯燥，但苏轼的诗较少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像上述一类优秀之作，则既有深厚的内涵，又不乏诗意情趣。这主要是因为苏轼常常从一个具体环境、具体经历、具体景物中触发思考，善于把哲理与抒情写景熔为一体，善于通过亲切妥帖、富于才思的比喻表现哲理，使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能够这样写哲理诗的人为数并不多。
从世界万物不断流转变化的观点看待人生，排除不幸的遭遇所带来的悲哀，一方面使得苏轼的诗缺乏悲壮和慷慨激昂的力度，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生活抱着乐观与豁达的态度，随时能够发现生活中生机盎然、富有情趣的事物。由此写出的诗作，虽不带有哲理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着他那种人生哲理的背景。像《新城道中》：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里所写的都是寻常景象，但染上作者主观上的愉悦心情，一切都变得善解人意，谐趣而快乐。岭上的云像顶棉帽，枝头的太阳像只铜钲，大自然的面目居然有些幽默；野桃含笑，柳条摇曳，草木也是那样欢快自得；田头春耕正忙，人家传出芹笋的香味，人间犹如桃源。此外如：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竹外桃花三两技，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春江晚景》）
江上一时黑云如墨，倏忽间又是碧水蓝天，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桃红水暖，又是一个春天，大自然永远对人有美好的惠赐。这里虽然都没有直接的抒情和议论，却通过对景物的动态描写，对季节物候的敏锐感觉，表达了作者欣喜的心境和恢宏的胸怀。
但并不是说苏轼能够全然忘却人生的痛苦，像《儋耳》“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倦夜》“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之类，都时时流露出心底的惆怅。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由于苏轼的自由个性和天才气质，他对人生的无奈、世事的可悲，有着比他人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只是苏轼最善于把老庄佛禅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环境结合起来，来排遣、消解他的痛苦而已。像《纵笔三首》之一：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最能反映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的复杂心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苏轼。
在篇幅较长的七言古体诗中，更多表现出苏轼性格中豪放的一面，如著名的《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首诗视野广阔，气势纵横，语言奔畅，颇有李白诗的风韵。
区别在于李白的歌行体更有跳荡飞越之力，而苏轼这一类诗多行云流水之妙。
苏轼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对艺术有自己完整的看法。他认为诗与画都应该以“天工与清新”为重（《出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不应当拘泥于具体形状的肖似，而要“取其意气所到”（《又跋汉杰画山》）；他强调在艺术创作中灵感的作用，要求“神与万物交”即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体验（《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当灵感到来时，“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他注重新颖微妙的趣味，《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评语，也正是他自己对诗歌境界的追求。这种系统的艺术观，深厚的艺术修养，加上超人的才华，深刻的思想，使苏轼的诗歌形成显著的特色，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前人评价苏轼的诗，常发出“灵妙”、“空妙”之类的感叹。“妙”是苏诗特有的趣味，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等等。譬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和饯安道寄惠建茶》用若干历史人物的性格比似茶的滋味，《寓寄定惠院……》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形容海棠的色彩与质感，《饮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以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化用佛典，《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的“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化用民间故事，无不妙想成趣，触处生春。从这些地方特别能够看出苏轼思维的活跃。
在结构方面，苏轼继承了梅、苏、欧以来宋代诗人讲究意脉贯通的特点，诗篇的构成，或以主体的情绪变化为脉络，或以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驶、景物移转为脉络，文理自然。
但他的诗比之前人更少些拘谨，流动感更强，往往在跌宕起伏中，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对诗歌的语言，理论上最推崇自然平淡。他对陶渊明抱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认为陶诗的成就在其他所有诗人之上。这多少包涵着追求平衡淡远的精神状态的意味。但苏轼的性格，毕竟是相当活跃的，所以他虽然写了一部分比较平淡的作品，但并不能停留在这一种境界上。他有很多诗，还是写得神采飞动，色泽鲜丽。像《百步洪》中四句诗一口气用了七种形象来比喻水势的汹涌湍急，颇显得富丽华赡。再如《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写得气势开张，声色喧腾，有典故，有丽藻，绝不是一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苏轼弥补了宋诗过于平淡枯瘠的不足。
苏轼诗也很喜欢发议论，古体长篇固然最为突出，就是律诗甚至绝句，也常常在那里讨论问题，发表感想。另外，他有一肚子才学，也难免要拿到诗里来卖弄，有时用起典故来超常地密集，让人读得目瞪口呆。还有些诗，是明显写得粗率不用心的。虽然他才华横溢，天赋过人，多少冲淡了这些缺点，但毕竟对诗歌的形象性会造成损害。
四、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苏轼词的题材，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讥讽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两首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