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人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其他民族语言的创作，则因资料缺乏和条件所限，无法涉及。
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的文化性质的某种转变。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但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这较集中体现在所谓“四等人制”上，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汉族人不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如回族人善于经商理财，在朝中有很大势力，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第三等人为汉人，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最末等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南人”身份有关。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恶劣的。
元政府在经济上也有民族掠夺性质。如朝廷给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贷的特权，中原人民为交纳赋税，常向西域商人借银，结果连本带息，越滚越大，以至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元代的经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当时，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同上）。元末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号（见叶子奇《草木子》），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及文化差异诸原因，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律制度。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近来，元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黑暗的一面，是不适当的。尽管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
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而有成就者达三百余人。其中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天文、医药等成就，被介绍到中国。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边作战，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张之翰《议盗》云：
“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习于浮夸”、“以豪放为通尚”、“骄佚自纵”，且不论其批评的基点是否正确，他把这种士风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崇尚“功利”，则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因为崇尚功利，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遂产生了像秦简夫《东堂老》那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义山的《金少翁传》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
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所以汪元量《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即道出当时儒士的窘境。
另一方面，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功利”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思想倾向。如谢枋得《程汉翁诗序》云：“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乃痛感那帮道学先生高谈性命，无益于国是。又如许衡提出儒者当以“治生”为“先务”（见《许鲁斋先生年谱》），即主张经营产业，与传统儒学“重本轻财”的思想已有不同。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祎综合宋儒各家学说，认为“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济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都可列为“圣贤之学”（《知学斋记》），同样表明了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异端”思想家。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很有进步意义。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王彝《文妖》）。
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于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元代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却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戏曲与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主要是市民——的制约，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力。而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元代文学中，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像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歌舞、表演及叙事形式等。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激所致。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异质”的渗入，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不少“名公才人”加入了市井伎艺的团体。如“玉京书会”就是元前期活跃于大都的一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王实甫、马致远也都可以说是专业的剧作家。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作家，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出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
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但由于古代对戏剧的轻视，这方面的资料既少而又凌乱，很难统计出作家作品的数字。从个别资料来看，元代钟嗣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