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德，这与《水浒传》的情形颇为相似。“义”本来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①，但民间所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农业社会中，由血缘所形成的宗法关系高于一切，而在市井社会，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
《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开始拿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但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却又因为曹操旧日有恩于他而放了曹操一条生路，这又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实际上，这是尊重利益交换的道德准则。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尊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
①“义”本义为“宜”，即“正当”的意思。
当然，《三国演义》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么道德教材。
它在向广大的粗具文化的读者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范围。三国本来是一个风云变幻、豪杰辈出的时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间组合分化、勾心斗角所形成的关系，较之双方对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战（如战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复杂性，能够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现政治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
当小说对这种历史情状作出较真实的描述时，道德化解释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给人们以一种更深刻的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此相关联的是，小说大量传播了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诸葛亮可以算是《三国演义》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无论何种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掌握大局；在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下，都能运用巧思，转危为安。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虽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现为反道德的“奸诈”，但对于读者来说，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评判之后，这种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马懿，也是小说中以谋略机变见长的人物。运用智慧的故事，在阅读上有其特殊的紧张感和愉快感，同时又有实用的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读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书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课本，今日在国外，还有许多人从中寻找可用于“商战”的技巧。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在《三国》与《水浒》之间，通常认为《水浒》的艺术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的长处，显然是《水浒传》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波谲云诡的历史画面。
《三国演义》的故事框架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构成的，这一点有时对作者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带来妨碍，像金圣叹所批评的“笔下拖不动，踅不转”那种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分。从总体来看，作者对《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琐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处理，不仅显示了高度的史学修养，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作了许多铺张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纯出乎虚构的情节，这些往往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几种成分的组合下，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充分地描绘出魏、蜀、吴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并由此展现历史人物各具风神的形象。尤其是对战争的描写，成就最为特出。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从战事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的方略及内部争执，到战争的过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缘由、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能叙述得生动而具体，写出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处处扣人心弦。特别是赤壁之战，作为三方同时卷入、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关键性战争，从《三国志》中简略的记载，经过铺排和虚构，成为小说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始终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构思。也许就是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使有些人推测他是“有志图王者”。
在确定《京本通俗小说》为伪造之后，再来看中国通俗小说的演变过程，会发现《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有重大的进步。以前的通俗小说，都是以写故事为主，对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说，尽管情况比通俗小说好些，但同样也受到重情节、重文采等因素的牵制，加以篇幅有限，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读过《三国演义》，人们却自然会对小说中许多人物留下鲜明的印象。尽管比起后来的小说（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还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层次也不够丰富，但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已经注意到描绘人物，注意到人物个性的差异，这种意识对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国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雄豪奸诈、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而在单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夸张的笔法，还是能够把人物写得较为有声有色。像关羽温酒斩华雄的一节，虽文字不多，却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写诸葛亮出山的过程，先借司马徽、徐庶之口，影影绰绰地虚写他的非凡才能；继而是三顾茅庐，仍是从刘备等三人的眼光中虚写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围和一种神秘色彩，逗引读者的兴趣；而后才是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在非常开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现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觉得他的出山之难，自有贤者不可自轻的道理。就是像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是过于夸张了些，那种气势却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类似这些传奇式的生动情节，给人物涂上了浓厚的色彩，多少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却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刘备作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号化了，除了“煮酒论英雄”借雷声掩饰失等等少数情节，他的言行常让人觉得不可信，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气。曹操的形象则不然。他在小说中看起来好像是个“反面角色”，实际作者对他的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他。因而，小说在写出他的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如第十二回写曹操在濮阳与吕布作战时，中了陈宫之计，仓惶败逃，“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
‘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
由是得以脱险。后负伤逃出，众将拜伏问安，他却仰面大笑道：“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这种处变不惊、在险境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形成一种个性特征。所以，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国演义》用的是文白相杂的语言，和《水浒传》那种纯熟的白话不同。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一是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这种语言简练而不失流畅，并不是容易写好的，如关羽出战华雄的一节：
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可以说写得很有声势。但全书比起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写成的《水浒传》，语言的表现力毕竟要相差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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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浒传》
一、《水浒传》概况与施耐庵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赏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