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才子佳人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平山冷燕》、《玉娇梨》两种，各二十回，都署“荑秋散人”（或“荻岸散人”等），前者叙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两对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后者写才子苏友白兼得两位佳人——白红玉和卢梦梨的故事；另有《好逑传》十八回，题“名教中人编次”，写铁中玉与水冰心的恋爱，穿插“忠臣”与“奸党”的斗争，作者以“名教中人”自居，故书中说教成分较一般才子佳人小说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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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代前期至中期的戏剧
清代戏剧以前期为盛，可视为明代戏剧的延续，但创作的生气已有所衰退。明末清初的李玉、李渔，前者多迂腐的说教，后者则偏于单纯的娱乐。康熙朝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晚明戏剧的精神，但情绪上有一种浓厚的空幻迷惘之感，这和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的诗有某种一致之处。
乾隆时代的文学，总体上呈现复苏的势头，但戏剧并未跟上这一步调。这时，高级士大夫蓄养家伶的风气和文人对戏剧创作的兴趣都开始减退。尽管作品的数量还不少，但大多缺乏创造力和新鲜感。乾隆以后，值得一提的戏剧作品更微乎其微了。
当然，民间的演剧并不因此而冷落。清中期以后，随着“雅部”即昆曲的逐渐衰退，“花部”即各种地方戏曲日渐兴盛。但这主要是民间艺人根据以前的剧作或传说故事加以改编来演出，所重的是唱腔与做工，剧本大抵很简陋，所以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评述。
因此，我们对清代戏剧的介绍，是偏重于前期，兼及中期，后期的情况也在本章中附带作简单的交代，不另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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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
苏州在明代就曾经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一个中心城市，到了清初，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形成一个重要的创作群。其中李玉最为著名，另有朱翯、朱佐朝、叶时章、张大复、丘园等，除丘园是常熟人而生活在苏州外，其余都是苏州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彼此交往密切，常合作写剧，所以有的研究者称之为“苏州派”。
李玉（1591？—1671？）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以其书斋名称“一笠庵主人”。其生平事迹记载极少，焦循《剧说》说他“系申相国（申时行）家人”，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说他在明末曾中副榜举人，明亡后绝意仕进。李玉在明末剧坛已有声望，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较大的戏曲家，所作传奇三十多种，今存十八种，又曾编订《北词广正谱》，是研究北曲曲律的重要著作。
李玉于明亡以前所作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最为有名，合称“一人永占”。此外，《清忠谱》写作年代不详，但吴伟业的序作于清初，剧本大概也是清初所作；《万里圆》（又名《万里缘》）、《千钟禄》（又名《千忠戮》）都作于清初。
李玉属于明末清初力图以旧道德的重振来挽救“颓世”的人物，他的戏剧与明末小说集《型世言》有共通的气息。代表这一倾向的作品有《一捧雪》和《清忠谱》。
《一捧雪》写权奸严世蕃为谋夺莫怀古家传宝物“一捧雪”玉杯而对之加以陷害的故事。在全剧的矛盾冲突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几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他们分属“正”、“邪”两个方面。属于反面的，是莫家门客汤勤。他原是流落街头的艺人，因懂得古董、擅长裱褙而得到莫家的照顾，后背恩负义，为巴结严世蕃而为之出谋划策陷害莫怀古，并趁机谋夺莫的爱妾雪艳娘。属于正面的，是莫家义仆莫诚和贞妾雪艳娘，前者代主受戮，使莫怀古得以逃生；后者为了不让汤勤说出莫诚代死的真相，假意嫁给汤勤，在洞房中刺死他然后自杀。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期望于下层人物的“美德”，他以为这是可以纠正“世风”的力量。考虑到李玉本人很可能确是出身于奴仆，这种对奴隶道德的歌颂尤其让人感到可悲。
剧中的汤勤是写得比较鲜活的人物，他善于投机取巧，伶俐而险恶，不信天理，不讲人情，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为了往上爬而在道德上毫无顾忌。这种市井人物具有时代特点，是过去戏剧中未曾有过的。但由于作者竭力把他作为莫诚等人的反面对照来写，所以也难以刻画得深入。
《清忠谱》写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史实。天启六年（1626）春，魏忠贤派厂卫缇骑至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市民万余人会聚冲击官衙，形成一场市民参与政治斗争的暴动。后为首的颜佩韦等五人被逮杀害，周顺昌也被害死在狱中。次年，崇祯即位，魏党被黜，周顺昌等得以昭雪，苏州市民将五人合葬，建五人墓。这是李玉曾亲身经历的明末政治中的大事件。吴伟业为此剧作序，指魏党为导致明朝覆灭的祸由，并假设如果东林党人不被魏党排挤而得任用，则明朝的存在“或可再延”。这是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有的想法，也是李玉写此剧的心情。
此剧写事件过程注重与史实相符，有比较严格的历史剧的特色。剧中人物有的描写得比较生动，如颜佩韦，让人感觉到一种市井豪侠的气质。但从全剧来说，仍陷入忠奸之争的陈套，人物性格显得极端化。尤其是作为剧中核心人物的周顺昌，其本来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清忠谱》则把他描绘成国家精神支柱式的人物，使其在人格上呈现极端道德化的面目。剧中不仅竭力刻画他“忠臣不怕死”的刚直性格，而且反复渲染他对妻儿毫无留恋、近乎麻木的态度，以映衬他“许身君王”的彻底，这种以对个人的彻底否定来完成的忠君精神，与《一捧雪》所歌颂的奴隶道德并无根本意义上的区别。
李玉剧作中写得较好的是《千钟禄》，述明初燕王（即后来的永乐帝）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攻破南京后，建文帝化装成僧人逃亡的故事。《惨睹》一出中的一段唱词在当时流传很广：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倾杯玉芙蓉》）
此剧虽是写明初史事，却隐约带有明亡的影子。剧中写燕王为追索建文帝而大肆屠杀的情节，以及建文帝逃亡途中的凄惶情景，都表现了巨大的历史变动带给人们的失落感，具有悲剧气氛。另外，据《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的《占花魁》也较多保存了原作的特色。
李玉的剧作大多剧情紧凑，冲突激烈，舞台演出的效果较好。但由忠臣、义仆、贞妾这一类角色为主人而忘我牺牲所表现出的激情，多依赖于语言的夸张，并不能给人以很深的感动。
《清忠谱》传世刊本的署名，是首列李玉著，次列叶时章、毕魏、朱翯“同编”，表明他们也作为次要的作者参与了创作。
叶时章字雉斐，所作传奇今存《琥珀匙》、《英雄概》两种。
《琥珀匙》写桃佛奴与秀才胥埙相爱，其父因与太湖大盗金髯翁贸易而被捕入狱，佛奴只得卖身救父，误入妓家，幸得金髯翁营救，使佛奴与已中进士的胥埙团圆。剧中揭露官吏的贪残，歌颂江湖大盗的侠义，具有一定的民间意识。朱翯字素臣，所作传奇今存有《十五贯》、《翡翠园》、《秦楼月》等九种。《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据《醒世恒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写熊氏兄弟各遭冤案，被判死刑，苏州知府况钟为之平反的故事。《翡翠园》写书生舒德溥受豪宦邻居麻逢之陷害的故事，《秦楼月》写书生吕贯与妓女陈素素的恋爱故事。
清初苏州的剧作家，另有朱佐朝，字良卿，相传为朱翯之弟。所作传奇今存十二种，代表作为《渔家乐》，写东汉梁冀擅权，清河王刘蒜被逼逃亡，追兵误杀一邬姓渔翁，渔翁之女邬飞霞救出刘蒜，又为报父仇，冒名混入梁府，刺死梁冀；后刘蒜称帝，立邬飞霞为皇后。张大复字星期，号寒山子，所作传奇今存《如是观》、《快活三》等十种。《如是观》赞颂岳飞抗金，将结局与史实一一倒反来写，故又称《倒精忠》或《翻精忠》。《快活三》系糅合《拍案惊奇》中《蒋震卿片言得妇》和《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两篇小说的情节而成，写商人蒋珍的离奇遭遇，反映了明代商人为财富冒险的行为及对政治地位的追求。丘园，字屿雪，所作传奇今存《党人碑》等三种，另有《虎囊弹》（一说朱佐朝作）存六个单出。
《党人碑》写北宋时蔡京将司马光等指为“奸党”、刻名于碑而加以排斥，尚书刘逵及其婿谢琼仙与之斗争、将碑砸毁的故事。《虎囊弹》据《水浒传》改编，写鲁智深仗义解救金翠莲等人的故事。其中《山门》一出，写鲁智深为僧后不能忍受佛门清规而醉打山门，描绘出他的豪爽性格。曲辞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敢辞却芒鞋破钵随缘化”，向来脍炙人口，久传不衰。以上所列各剧，大都传演较盛，其中有些到现代仍被各种剧种改编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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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渔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李渔是清代前期重要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剧作有《笠翁传奇十种》，戏剧理论主要见于收入《笠翁一家言》的《闲情偶寄》。
中国戏剧发展到清初，经历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两次高潮，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不少人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但前人之作，以札记、评点、序跋之类居多，像王骥德《曲律》那样较有系统性的理论著作较少；讨论的问题，除资料性的以外，大抵偏重音律和文辞方面，而且通常对戏曲和散曲不加区分。因此，对于戏剧文学的特殊性，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李渔的贡献，就在于以自己多年写剧和率家庭戏班从事实际演出的经验为基础，参照前人的成果，提出了这一种性质的总结。
《闲情偶寄》内容博杂，是李渔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书（见《与龚芝麓大宗伯》、《与刘使君》），书中反映出他的文艺素养和生活趣味。其中关于戏曲创作的《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李渔首先强调“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谈戏曲，首先要从舞台演出的特点来考虑。他把“结构”（这里指全剧的构思布局，与现在所指情节关系的“结构”意思有所不同）放在首位，这和前人首重音律（歌唱的美）或首重辞采（文字的美）就有明显的不同。
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
“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
“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这些论点，都能切合戏剧艺术的特性，且简明实用。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