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
第一节 刘宋诗文
刘宋诗文的作者，主要是谢家子弟加上颜延之、鲍照等。当代文学的突出现象，从题材来说，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从玄言诗风的笼罩下摆脱出来，掀起山水文学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谢灵运；从语言、修辞来说，是继承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是他的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总之，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使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这时得到彻底的扭转。《文心雕龙·明诗》对刘宋初诗歌的演革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尽管“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得过于简单，但这一节概括还是得其要领的。
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爵为侯），故世称谢康乐。有《谢康乐集》。谢灵运门第既高，天资过人，所以为人性格十分高傲，政治上的企望也很大。然而，他却缺乏政治家的素质，处处流露出诗人式的敏感、显露、急躁，所以注定要遭到失败。少帝时，他因卷入最上层的权力之争，又时常诋毁执政大臣徐羡之等，被遣出为永嘉太守。不久称疾隐居。文帝即位后，谢灵运再度入朝，但只被视为文学之臣，遂意怀不平。他平时行为不检，高傲横恣，使朝廷为之不安。诸臣迎合上意，屡次上表奏劾，使他一再受到打击。最后在任临川内史时，又遭纠劾而将被收捕，谢灵运无法忍受耻辱，谋图举兵反抗，终于被杀。
谢氏家产丰厚，因此，谢灵运在任职永嘉、临川及隐居家乡始宁时，经常带领僮仆、门生四出探奇寻胜。《宋书》本传说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游历的经过，便用诗来纪述。“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同上）谢灵运和陶渊明差不多同时。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并无影响，谢灵运则凭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
在这些山水诗中，表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之美的高度敏感和刻画、再造而使之成为精美的诗歌意象的能力。《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好处就在于能够抓住初春时节景物中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不过，这种平易的句子在谢诗中为数不多，更多的是那些以刻炼见长的描绘。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登上戍石鼓山》）等等，都是非常精致的。《诗品》说谢诗“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确实不错。但谢诗的状物巧似，比前人更为逼真，富有特征。
正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蕴含着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一样，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也是人格化的。先以他用得颇为别致的“媚”字为例，“绿筱媚清涟”（《过始宁野》）、“孤屿媚中川”（《登江中孤屿》），都有拟人的意味，“媚”字在这里表现了一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再推广而言之，谢诗的意境，大抵具有幽深、明丽、孤峭的特征；尤其是他笔下的山势，极少呈现平远悠渺之状，而多是峥嵘层迭、线条锐利、很有力量的状态。这和他的个性及写作时的心境有关。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全都是在他政治上失意的时候写作的。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但出于高傲和褊躁的个性，一种贤者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和苦闷，总是顽强地冲破超然物外的要求，在诗歌中呈现出来。所以，他的山水诗，常常是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的结合。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然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
以上二篇是谢诗中的名作，大致可以看出他的一般特点。《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语，说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此所谓“自然”，当是指其描摹山水，能得真实之貌。谢诗的语言实际雕琢很深。他所要表现的是充满新鲜感的、幽深明丽、色彩丰富的自然景观，以及诗人在这山水面前油然而生的新奇、惊讶、倾慕之感，如果不是惨淡经营、钩深索隐，就难以达到充分的效果。这也是当时人所理解的一种“自然”，他们并不认为只有陶渊明那样的平易浅近的语言才是“自然”。
至于谢诗在语言方面的疵病，一是有时铺排过甚，如《诗品》所言，“颇以繁富为累”；二是有些对句显得板滞无精神；三是多使用典故和深奥的书面语，读来拗口而且费解。谢诗还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即大多是前半部分写游览经历和山水风光，结尾来一段老庄（有时是佛学）哲理，这几乎成了一套固定程式，明显带有玄言诗的痕迹。他既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将哲理融化在形象中，而且，他所表述的那些鄙视世俗荣名、以超脱为高尚的道理，跟他的性格以及诗歌中的内在情绪也不合，总不免显得勉强、累赘。
谢灵运的山水诗比起陶渊明的田园诗来，显然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其人生精神也较为强烈。此外，谢灵运在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由他开创的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以，尽管一般认为他的诗在艺术境界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高度，但是，要论对南北朝到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却明显超过陶渊明。这一点在了解中国诗史时绝不可忽视。
谢灵运除山水诗以外的作品，主要是拟古的乐府诗，成就不高。倒是模仿南方民歌风格的二首《东阳溪中赠答》比较值得注意。
可怜谁家妇，缘溪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
这是第一首，语言浅切委婉，后二句的比喻非常漂亮。从东晋孙绰、王献之等人开始，文人模仿南方民歌的现象就零零星星地出现，经过鲍照到齐梁，成为一时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