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七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可以想像，一旦天降大祸，一旦普罗大众走投无路了，其后果是什么。赵国的灭亡就是源自接踵而至的三场大天灾，源自年复一年的战争，源自邯郸财政的彻底崩溃，这就是活生生的教训。
宝鼎拿赵国的灭亡做例子，当即让中枢大臣们闭上了嘴巴。这就是直接的威胁了。
相比国祚的灭亡，中央以权威的损失来缓解财政的危机，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继续反对，国内局势当真崩溃了，那么今日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估计都要灰飞烟灭。
功臣们和秦王政为了分封一直在争夺地方的控制权，导致地方局势普遍紧张，这时候假如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比如公子宝鼎在背后下黑手，让地方上叛乱迭起，那秦王政必定会乘机狠狠地打击镇戍地方的功臣，这个险不值得冒。
秦王政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宝鼎。
几天后，秦王政书告岭南，以财赋严重不足为由，命令西南远征军放弃北伐江东的想法，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同时调盖聂和荆轲并十万远征将士速返江南，一则减少中央财政对岭南三郡的支出，二则确保江南镇戍力量，威慑楚国和岭南两地，其三则是保证攻伐江东的胜利。
秦王政又下令，暂时中止直道修筑，重新开工的时间则视中土局势的发展而定。
秦王政接着连续下了十几道命令，把包括改扩建离宫，修筑六国宫殿等诸多中央和地方上的大型土木工程项目统统搁置或者中止，若有违抗命令者，斩。
二月初，秦王政命令王翦、麃公、蒙武、冯毋择和江南镇戍军统率章邯，各自率军于春耕后向楚国发动攻击。
二月中，秦王政下令，册立公子扶苏为大秦太子，储君之争至此终于结束。
二月下，宝鼎在立储大典结束后，匆忙返回北疆，主持实施一系列新的防御策略。
对外，宝鼎派使者赶赴河西，与大月氏王紫苏保持密切联系，双方就军事上的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联手共抗匈奴。
对内，宝鼎利用咸阳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利用巨贾们的各种“资源”，掀起了北疆建设的新一轮高潮。这次建设的重点不是垦荒屯田发展农耕，而是矿冶等大型手工作业作坊和大型市榷，竭尽全力改变北疆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
宝鼎这段时间的情绪不错，在他的努力下，公子扶苏终于问鼎大秦储君，咸阳也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缓解中央财政危机的举措，而西南远征的成功，更是把大秦从历史上那段可怕的长达近十年的南征大战中解救了出来，这使得大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至于横征暴敛而激化官民之间的矛盾，或许帝国因此可以延续下去。
然而，历史改变了，很多未来的事情变得极其的不确定，比如北伐，假如咸阳在未来几年中稳定了国内局势，缓解了国内各种矛盾，秦王政和中枢会不会改变北伐策略，不再把北伐做为御边策略之一，转而积极开疆拓土，在攻占河南和云中之后，继续打河西，打西域，甚至深入遥远的大漠，那必将引发新一轮的财政危机，国内各种矛盾也会再度激化。
是在稳定中求发展，还是以发展来保证稳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但大秦在统一战争中的摧枯拉朽给了大秦人天下无敌的强烈自信，而中土统一后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又逼得中央必须继续发动战争来转移矛盾，来维护和增加中央的权威。可以预见，未来的北伐战争必定波澜壮阔，其规模肯定要远远超过历史上秦军北伐。
北伐策略变了，规模大了，时间长了，刚刚统一的大秦事实上无力承担，但大秦的政治需要北伐战争，于是不论大秦国内局势和财政状况如何，这场战争都会爆发。
没有了历史上近十年的南征大战，却有了比历史上规模更大的北伐战争，这对新生帝国的伤害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帝国的政治环境没有任何改变，在帝国最主要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始终掌控着大秦政治发展的情况下，无论历史轨迹如何改变，历史的洪流都在同一块土地上奔腾，所以最终历史洪流还是要冲垮堤坝，摧毁这块土地。
宝鼎必须为北伐战争做好全部准备，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如果能像历史上一样在短短两三年内结束，那必定可以改变帝国的命运，反之，北伐战争会拖垮大秦的财政，那时候秦王政一旦驾崩，公子扶苏即便顺利登基，也无法缓解国内激烈的矛盾，地方上的封国之主和以功臣们为首的地方势力极有可能乘机叛乱，逼迫咸阳宫分封诸侯。诸侯一封，大秦立即便会陷入分裂和战乱。
春耕刚刚结束，集结于江淮战场上的二十五万秦军主力在王翦、麃公、蒙武等人的指挥下，向楚军发动了攻击。
楚军据垒死守，江淮战场上的项燕和江东的景缨、彭蠡的昭公互为支援。双方打得血肉横飞，旗鼓相当。
四月初，江南战场上的秦军集结完毕。
此次咸阳调集了巴蜀、荆宛、江南和秦军水师大约十五万大军，近万艘大小船只，力图一战攻克楚军的彭蠡防线。
章邯、盖聂、荆轲、隗藏、庄翼等诸军统率带着大军顺江而下，第一战攻克柴桑，接着大军乘船横渡彭蠡泽，以雷霆之势猛攻彭蠡。
彭蠡防线的楚军虽然也有十几万人，但他们部署在彭蠡四周的城池里，兵力分散，再加上他们没有预计到秦军此次攻击竟然调集了近万艘船只调运兵力，所以根本来不及调整防御策略。
三天后，秦军攻克彭蠡城。
昭公带着彭蠡防线的楚军全线后撤。
秦军攻占彭蠡防线，大军沿江挺进，迅速进入江北，攻占了居巢、舒城，与王翦的主力大军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项燕无奈，命令大军后撤。
王翦毫不犹豫，命令秦军全线攻击。
楚军后撤，将士们惊恐不安，士气低迷，而秦军将士则士气如虹，奋力追杀。
在厮杀过程中，项燕受伤，楚军撤退的速度更快。
当夜，王翦命令秦军将士再接再励，向楚军发动最猛烈的攻击，务必把项燕及其军队全歼于江北。
这一战的功劳不能分给章邯，但章邯带着军队正从水陆两道急速赶来，留给王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秦军连夜攻击，蒙武、王贲、麃浚、冯毋择、李信、公子高等人无不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线。
双方激战，一直杀到天明。
项燕战死，楚国的两淮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但项梁和范增带着数万残军杀出了重围，逃到了历阳城。
章邯杀到。
他并没有与王翦抢功劳，而是乘着楚国水师全部赶到历阳接应项燕大军后撤之际，在当涂一带把江北的盖聂、荆轲两支大军全部运送到了江南，然后直杀丹阳城。
楚王负刍和楚国的中央府署就在丹阳。
秦军的速度太快了，章邯所部更是挡者披靡。
楚王负刍带着中央府署仓皇撤往吴越之地。昭公在丹阳坚守了三天，最终不得不弃城而走。
楚国水师一边与秦国水师交战，一边撤运江北楚军，但王翦指挥秦军火速包围了历阳城，楚国水师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接应，撤军而走。
王翦攻占历阳。
章邯攻占丹阳。
在秦国水师的保护下，王翦带着秦军主力顺利渡江。
王翦、麃公、蒙武等人不想让章邯的江南大军攻伐江东，这不仅关系到军功分配的问题，更关系到关东系和老秦人对大江流域的实际控制，假如让章邯杀进江东，抢占了地盘，那么等于让武烈侯公子宝鼎在江东插进了一根钉子。
公子高为此亲自出面劝说章邯。公子高是吴侯，江东之地一部分是他的封国，还有一部分郡县自然要由关东系和老秦人来控制。武烈侯剥夺了他成为大秦储君的希望，又把他赶出了江南，他还能指望谁？当然指望老秦人帮助他重新崛起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宗室和外戚已经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明显占据优势，以军功和文学起家的豪门贵族虽然人数多，势力庞大，但因为与生俱来的政治上的劣势，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矛盾，联手合作。
这时候他们的目标已经不仅是追求分封，而是要控制更多的地方郡县增加实力，以便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身家性命了。
“兔死狗烹”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时代变了，政治也变了。过去诸侯并列，政治的目标是增强国力争霸兼并，所以寒门士人可以凭借军功和文学跨入豪门贵族的行列。现在中土统一了，政治的第一目标还是增强国力，但第二目标则是维持和平和统一，那么可以预见，凡所有危及到中土和平统一的不利因素都将遭到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大秦统一了中土，兔死狗烹的政治风暴也将接踵而至。
宗室和外戚因为宗法和血缘关系，与君王利益一致，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分享王国的权力和财富。以军功和文学起家的豪门贵族是真正的士卿阶层，他们依附于君王，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都依靠君王的赐予。王国的权力和财富只有这么多，假如关东系和老秦豪门贵族占据多了，那么宗室和外戚贵族自然就少了，于是矛盾就来了。
不管是打江山还是守江山，最终都要依赖于士卿阶层的聪明才智，这一点已经在过去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也证明如果过度依赖士卿阶层，最终可能连国祚都失去了。从周武王的分封诸侯中可以看出，周武王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宗室五十三，可见在中土统一的政治环境下，君王若要确保国祚的世代延续，第一个依靠的不是士卿功臣，而是宗室。
看看现在，秦王政建五个封国，五个封国的封君都是宗室王子。再看看朝野内外，无论是中枢还是地方，宗室都掌控大权，其中以武烈侯公子宝鼎的权势最大，他掌控着北疆，拥有着强大的武力，拥有着广袤的疆土，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割据称霸的诸侯了，这一点在他和北疆武力成为大秦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的“一足”后就已经得到了证明。
如此庞大的宗室和外戚力量，在一个和平统一的大环境下，必定要掌控最多的权力和财富，这时候他们如何掠夺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当然是想方设法打击士卿贵族，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中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过去，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贵族政治联盟与中央对抗，与秦王政和咸阳宫对抗，但自从秦王政和公子宝鼎在离石会面之后，政治形势就变了，武烈侯亲手摧毁了这个政治联盟，与秦王政和咸阳宫则是合作多于对抗。如今武烈侯更强大了，成为大秦政治格局中的“一足”，假如他帮助秦王政镇制甚至诛杀功臣，那么功臣们如何抵御？
功臣们只有两个抵御办法，一是利用当前时机扩大自身实力，一个是联手合作。
现在他们为了扩大自身实力，联手合作，阻止章邯进入江东。
章邯当然要进入江东。
无论是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命令，还是武烈侯在书信中的嘱咐，无不清晰地传递出一个讯息，统一战争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江东在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来，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中央财政。
未来几年里，中央财政始终处在崩溃的边缘。南北战争的爆发越来越近和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是一对矛盾，而无限制的增赋加税和普罗大众的日渐困苦又是一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