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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显然深知内情，此时便冷冷地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
豪格一走，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这样，就以豪格性柔、能力不足以服众为理由，否定了豪格的继位可能。
趁此机会，白旗二王多铎和阿济格立刻劝睿亲王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却不明确表态，犹豫未允。
多铎按捺不住，竟急不可待地说：“睿王若不允，就该立我！汗父遗诏中列有我的名字！”
多尔衮立刻反驳他：“汗父遗诏中也有肃亲王的名字，不独有你一个。”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两黄旗大臣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如果不立皇子，他们便不惜兵戈相见、血染崇政殿了！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连忙声明说：“我乃皇帝之兄，因年老已多年不问朝政，又怎么能再参与议立大事呢？”说着，起身而去。
阿济格也跟在礼亲王后面一起退出会场。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知趣地不作声了。
怎样打破僵持，解决继位大事呢？多尔衮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重形势：自己若坚持登上皇位，不仅会导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分裂、八旗军的分裂，还会产生内讧、内战等不堪设想的可怕后果，最终断送大清国的前途。机敏的多尔衮终于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了继承皇位的第二次机会。他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上三旗的地位不失；两白旗因旗主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不会引起非议。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形成了决议，共作誓书，对天盟誓。
盟誓的地点仍在崇政殿，诸王、贝勒，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盟誓效忠，共奉幼主福临为帝。时间就在争议的同一天，八月十四日。
这一次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皇权之争就此结束。后来虽然又发生过几件意在推翻公议、再立多尔衮的事件，但已经不能改变大局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宫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当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小皇帝登上八角金殿的宝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宝座，两次都应该属于他，但两次都因为当时的形势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就算多尔衮的能力不及皇太极，难道也不及这个五岁的孩子？同是努尔哈赤的子孙，难道多尔衮就没有当皇帝的命？
在多尔衮苦涩的心里，要说还有几分安慰的话，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大丈夫为他所爱的女人作出牺牲后所感受到的小小甜美了。
太后下嫁（1）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是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化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为入关拆除了民族樊篱。
定鼎北京后，他放手让范文程处理日常政务，安抚民心，甚至下令停止剃发令以顺民情；礼葬崇祯皇帝，为造陵墓，令军民服丧三日；宣布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从当月起，开始减免各地的田赋；八月，他下令免除了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等等。这些精明有力的措施，使入关新到的统治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的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去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着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留在盛京的人们，当然为大清开国以来的最大胜利欢呼雀跃，沸腾不已。
太后下嫁（2）
摄政王的一次次捷报，除了带来一次次欢庆之外，更给许多人带来一次次的不安。多尔衮入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等等，这一系列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时，疑虑更加深了——
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方面都惊异地报道说清朝前后兴师，从未有如此之大举。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摄政王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如果多尔衮有异心，盛京的小皇帝、两宫皇太后及留守各处的人马能有什么辙？还不是干瞪眼儿？
那么，多尔衮会不会有异心呢？
就在一年前，他本是诸王会议中提出的帝位继承人之一，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两白旗势力不敌，不得已而退让，如今呢？他手握重兵，有谁的实力能与他相比？他想要称帝，还不轻而易举？
再说，明朝宫室壮丽辉煌，中原繁荣昌盛，富贵风流，就是铁石心肠也难自持，他难道就不动心？
很多人心里打鼓，最紧张的应该是现任皇帝，六岁的福临。他或许因为年幼，尚不知道利害，并不着急，还有比他更揪着心的人替他顶着，那自然就是福临的母亲、皇太后布木布泰了。她除了害怕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除了害怕自己的尊贵地位丧失，还有一分害怕情人变心的苦闷。
可以想像，多尔衮出征前对布木布泰的海誓山盟；可以想像，他们如愿以偿地共度了许多甜蜜的时光。布木布泰愿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