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决不是最后一件。政治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母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娶嫁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太后下嫁（5）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竟将贮存在紫禁城宫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王府贮存使用。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当然照准。但，普天之下，什么人能在天子面前不跪不拜？为什么多尔衮不愿在他已经跪拜了五年的小皇帝面前继续跪拜了呢？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是多尔衮在朝廷里威风大发的一年。这年三月，摄政王以包庇部下冒功之名，将刚从四川凯旋而归的肃亲王豪格议罪削爵，下了大狱。随后又算老账，指责济尔哈朗当初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的私议，将去年已经罢了辅政的郑亲王降为郡王。
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是最亲密的情侣，也不可能透露一分一毫，何况多尔衮又如此精明、如此老谋深算？
布木布泰为了防止母子们坠入厄运，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国母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
降尊下嫁，是布木布泰主动提出来的。时间当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前后。为了更有力地制约多尔衮的野心，她要把太后下嫁的婚礼办得格外隆重，格外豪华，格外引人注目！要办得天下人皆知！
首先，通过顺治皇帝表彰多尔衮治国平天下的大勋劳，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将皇叔改为皇父，已经表明了多尔衮与皇帝和太后关系上的质变。
其次，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书，布告天下。
再其次，命礼部为太后下嫁增添新的仪注，使这次婚礼成为一次国家大典礼。
最后，把婚礼定在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二月初八日，因为这一天是布木布泰的生日，太后诞辰称圣寿节，原是万民同庆的日子，再加上婚礼，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节庆的气氛更加热烈喜兴了。
婚礼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京师及天下百姓都沾到了喜气。诸王贝勒和满蒙贵族、八旗将士，都为此欢欣畅饮；汉官汉民尽管心里称奇，表面上一样称贺不已，传为千古佳话。真正了解布木布泰苦心的应该是中宫皇太后哲哲，后宫的两位太妃娜木钟和巴特玛·也全力支持这一婚事，道理很清楚，对她们而言，如果多尔衮篡位，她们只能是皇嫂，论尊论贵论富，比太后和太妃就差得太远了。
顺治皇帝这年已经十二岁，还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在满蒙额娘和嬷嬷的教养下，熟知本民族的习俗，母亲再嫁并不是什么令他觉得羞耻的事情，以他的聪颖和额娘们的提示，他能够理解母亲的行动意在保护他的皇位。
太后宫中，张灯结彩，合卺宴罢，进入洞房。一双新人，原是旧相识，新郎三十七岁，新娘三十六岁，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爱爱恨恨，终于有了今天，也算如愿以偿了。
多尔衮并非傻瓜，但此时他被皇父摄政王的崇高称号捧得意气洋洋，被新婚妻子的柔情蜜意迷得晕晕乎乎，等到他明白自己掉进了桃红色的、甜美柔软的，却是难以摆脱的罗网时，已经晚了。
关键就在太后下嫁的这个“下”字上。
这一个字规定了多尔衮的名分和地位。
就像公主下嫁一样，驸马的地位再高，也越不过公主的尊贵；他号称皇父摄政王，也仅只等于是太后的“驸马”，地位总是在太后之下的。他只能是皇帝的继父、太后的后夫，仿佛此后二三百年后欧洲那些女王的“王夫”，决不是王一样，无论是名分还是等级，他都不可能称帝。婚姻关系的羁绊、以周公相许相期的激励，使他的野心几乎化为流水。他只能做那个在历史上因辅佐侄子成就帝业而德高望重的周公了。
公主下嫁，从来都不是嫁到夫家去，而是专建公主府。布木布泰身为太后，就更不会屈居睿王府了。只有摄政王不时进宫中陪伴太后，才是正理。但这桩婚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驸马”的多尔衮自己还有一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一处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的睿王府。他只能用大多数时间在大内与太后同宫而居，间或回王府照看照看。他的妻妾们纵然不满也不能说什么，因为论尊论贵，论才论韵，她们都绝对无法与太后匹敌。这更是对多尔衮的又一重束缚了。
不过，布木布泰也给了多尔衮极大的补偿：他以皇父摄政王的身份，处理一切政事及批示本章，可以不奉皇上之命，概称诏书圣旨下发。他已经握有皇帝的权力，其实就是代理皇帝，然而终究还是个假皇帝。因为他绝不能居皇帝之宫，绝不能登皇帝之宝座，绝不能称万岁在太和殿朝会时受诸王百官朝贺等等。天下仍然是顺治的天下，大清的皇帝仍然是福临。
太后下嫁（6）
顺治六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太后下嫁的后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多尔衮的有力助手、他的同胞弟豫亲王多铎因患天花而病死，时年三十六岁。四月十七日，布木布泰最亲近的情同姐妹的姑妈、中宫皇太后哲哲崩逝，享年五十一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多尔衮的嫡福晋博尔济锦氏又亡故了。多尔衮失了臂膀，布木布泰成了后宫独尊。这一连串的丧事给他们都带来极大的悲痛，但在实际利害上，却是一失一得，布木布泰又胜了多尔衮一筹。
多尔衮的壮志难酬，心理不平衡，除了政事上许多失误失策以外，贪欲也日益膨胀，出现许多不明智的举动。
如，他私自为他的嫡福晋加谥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如，在嫡福晋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次年正月，他又将他的政敌肃亲王豪格之妻、他的嫡福晋之堂妹娶过府来。同时还派人去朝鲜选美女。
五月，朝鲜派遣使臣送美女来到，多尔衮亲自到连山迎接，即日成婚。
至此，他的正式妻妾已达十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