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法号。玉林通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
最后，福临的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福临的多半条性命。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在董鄂妃去世后福临亲自撰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就提到这一点。原来董鄂妃分娩皇四子时，是难产，很是艰辛，可能受了内伤。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情感竟然能够上升到这种程度：“朕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再加上福临开始信奉禅宗，性好清净，常常喜欢独处小室，从此便与董鄂妃分床异席了。董鄂妃对此也看得很开，不同床无非是不能再生孩子，她甚至说：“何必非得自己生个儿子去继承皇位才心满意足呢？”
这样，福临与董鄂妃的关系渐渐超越了世俗的肉与欲，向灵与情升华。福临的多情、真情、深情是这样特殊，闪耀着人性的灿烂光华，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一颗耀眼的星。
董鄂妃素不信佛，在福临的影响下，也渐渐开始崇敬三宝、悉心禅学。福临常常推荐内典禅宗让她学习，并为她讲解心经教义和奥秘。福临因有亲身体会，所以希望佛教禅宗的清净无为境界也能为爱妃解除痛苦、治愈疾病。其实，董鄂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点也不比福临少，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她常用一句参禅语向福临发问：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起初，福临笑而不答；后来见她久病不起，避而不答；到她病体沉重之时，又向福临提出此问，那时福临满心苦楚、辛酸，话都说不出来了，怎能回答？
己亥之秋的风波，在朝廷上下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片哗然。
满洲亲贵和八旗官民对福临的不满，由来已久。
首先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亲贵们。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就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虽然这必然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但应该说这是国家制度向完善的方向迈进的一步。
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5）
高僧们更教导他，要进入参禅悟道的境界，必须“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虚而灵、寂而妙”，嘱咐“皇上但遇大小事务，不妨随时支应，事后仍然返回修炼参禅，念念不舍，自然事事无碍”。甚至进言说“皇上当谢绝诸缘，闭门静坐，饥来吃饭，困来打眠，如大死人相似”，方能领会禅机，得悟大道。
这样的修炼，确实是此时福临最需要的。因为这能帮助他逃避现实、解脱痛苦。
他又获得了一个知己。
他一步步走近佛门，正在由佛家信徒向佛门弟子转化。
另一位高僧，浙江天目山住持玉林通，对福临的影响更大，福临对他也更加崇敬和爱戴。一次，谈笑风生之后，福临忽然生出一片消沉的愁绪，强作笑颜地对玉林通说：“老和尚你答应朕三十岁时前来祝寿，差不多可以等得到；报恩和尚说他来祝四十，朕恐怕候他不得了！”
玉林通劝慰道：“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福临用指头弹弹自己的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似略好看，”又揣着胸怀说，“但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捱得长久？”
“乞皇上早为珍摄休养，则天下臣民幸甚。”
玉林通的这句话大约说得很真诚，竟勾起福临更深的悲哀，他静静地、慢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财宝妻孥，是人生最贪恋摆脱不下的。朕于财富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诧，大臣们更是吓得变了脸色。玉林通身为知名高僧，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皇帝出家？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皇上，常人剃发染衣，不过是机缘使然；大乘菩萨则不然，常化作天王、人王、神王和宰辅以保国卫民，不厌拖泥带水的繁难，普施大慈大悲的懿行。如果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就今日而言，若皇上不现身帝王，则这番召请耆年、弘扬佛法的盛举由谁来做？故而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福临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玉林通不能再拒绝。再说能收一位皇帝作门徒，是佛门盛事，也是他这位高僧的荣耀。福临当场拜玉林通为师，并要求师父给他起法号。玉林通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
最后，福临的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福临的多半条性命。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在董鄂妃去世后福临亲自撰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就提到这一点。原来董鄂妃分娩皇四子时，是难产，很是艰辛，可能受了内伤。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情感竟然能够上升到这种程度：“朕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再加上福临开始信奉禅宗，性好清净，常常喜欢独处小室，从此便与董鄂妃分床异席了。董鄂妃对此也看得很开，不同床无非是不能再生孩子，她甚至说：“何必非得自己生个儿子去继承皇位才心满意足呢？”
这样，福临与董鄂妃的关系渐渐超越了世俗的肉与欲，向灵与情升华。福临的多情、真情、深情是这样特殊，闪耀着人性的灿烂光华，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一颗耀眼的星。
董鄂妃素不信佛，在福临的影响下，也渐渐开始崇敬三宝、悉心禅学。福临常常推荐内典禅宗让她学习，并为她讲解心经教义和奥秘。福临因有亲身体会，所以希望佛教禅宗的清净无为境界也能为爱妃解除痛苦、治愈疾病。其实，董鄂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点也不比福临少，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她常用一句参禅语向福临发问：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起初，福临笑而不答；后来见她久病不起，避而不答；到她病体沉重之时，又向福临提出此问，那时福临满心苦楚、辛酸，话都说不出来了，怎能回答？
己亥之秋的风波，在朝廷上下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片哗然。
满洲亲贵和八旗官民对福临的不满，由来已久。
首先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亲贵们。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就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虽然这必然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但应该说这是国家制度向完善的方向迈进的一步。
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6）
当然，还有个权力看起来很大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那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福临自然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愤慨，但他纵然有心撤议政，造成天子独断的局面，终究对这个重要的、关系着整个亲贵利益的祖制存着几分敬畏，不敢轻动。他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的南蛮子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大权，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是肥缺。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的肥缺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眼看着他们掌握的大印开始落进汉官掌握之中的时候，尤其是，眼看着他们的满洲皇帝频�